大 約七歲那年,我在一位叔祖父的家中,初見比普羅瓦佛寶聖物。靜靜躺在玻璃櫃中的聖物是大人之間的聊天話題,年幼的我懵懂無知,難解其奧妙。在我看來,這些寶珠如同祖母飯桌上那些冗長的印度故事,乏味無趣,我一心只盼趕快擺脫餐桌的束縛,離席嬉戲玩耍。然而,隨著年歲漸長,我對歷史的興趣日益濃厚。十二歲時,我再次造訪那棟老宅,終於開始領悟到,這些據說與佛陀舍利一同出土的微小寶珠所蘊含的深意。當時的我正沉迷於大英博物館的圖坦卡門展覽,不禁幻想挖掘一座如同金字塔般的佛塔,會是多麼興奮刺激。儘管如此,我仍未全然領會這次考古發現的深遠意義。直到後來,我選修神學作為 A-Level 的科目之一,才真正開始深入了解佛陀及其教義。

比普羅瓦佛寶聖物先由我的叔祖父傳給他的兒子,後於 2013 年傳到我和我的兩個堂親手中。我從那時開始,深入研究曾祖父威廉·克拉斯頓·佩沛發掘出土這些珍貴寶珠的經過。

我翻閱 1898 年的舊報章,在《路透社》、《紐約論壇報》和《明尼阿波利斯日報》上,均找到有關釋迦牟尼佛遺珍的報導。我了解到歐洲學者對歷史上的佛陀深感興趣。英國對印度的殖民統治,至今仍是我心中難以釋懷的一段歷史,讓我感到羞愧。儘管如此,在那些將文物運回英國的尋寶者之中,也不乏潛心求知之士。學者孜孜不倦地解讀幾個世紀前中國朝聖者的遊記,試圖從中找出佛陀故鄉迦毘羅衛城的蛛絲馬跡。在藍毗尼發現標誌著佛陀誕生地的阿育王石柱,更為這個謎團增添幾分神秘。而我曾祖父在比普羅瓦佛塔內發現的佛陀遺骨舍利罐上的銘文,亦引起當時頂尖古文字翻譯家之間的極大哄動。他們認為,這些舍利是佛陀荼毗後,留給釋迦族人珍藏的佛陀遺骨。

這項研究為我帶來意外收穫,讓我對祖先有更深入的了解。我曾以為他們是思想守舊、抱有偏見的維多利亞時代人,但通過這些信件,我窺見到他們不為人知的另一面。他們寫信時,先從左到右書寫,然後將信紙旋轉九十度,再從上到下書寫,形成縱橫交錯的字跡,以節省郵資。我也從中得知,曾祖父的第一任妻子選擇前往印度蜜月旅行,並深深愛上了這片土地和文化,可惜天妒紅顏,染病早逝。此外,祖母對當時適用於印度婦女的土地法感到義憤填膺。我還發現曾祖父挖掘佛塔,是為了在 1897 年因饑荒受災的佃農提供生計。他繪製的坡道和滑輪技術圖紙亦表明他是一位訓練有素的工程師,骨子裡帶著對工程項目的滿腔熱情。曾祖父將佛寶、舍利和舍利罐悉數交予印度政府,印度政府將舍利贈予暹羅國王(拉瑪五世),所有主要的黃金和珠寶則由加爾各答印度博物館典藏。僅有少數重複的佛寶花珠被允許由我家族留存,才得以世代相傳至今。

自繼承比普羅瓦佛寶聖物以來,我和我的堂親一直希望能讓公眾,特別是佛教信眾,能夠透過博物館等機構展覽來免費觀賞這些珍貴文物。由於我們並非專業策展人,與博物館亦鮮有聯繫,同時還需兼顧自己的本職工作,這項工作花費了我們大量心力,其進展亦比預期更為緩慢。不過,在過去六年間,比普羅瓦佛寶聖物已在全球多間博物館展出,足跡遍布蘇黎世瑞特堡博物館、紐約魯賓藝術博物館和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乃至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和韓國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另外,我們亦建立了一個名為「比普羅瓦項目」的網站,以便大家查閱我們收集的所有研究資料。我們不僅在網站上公開了曾祖父用以佐證此項發掘出土的信函,更將信函捐贈予皇家亞洲學會。
由於 2019 年新冠疫情對博物館日程安排造成影響,這些佛寶在魯賓藝術博物館的展出時間也比原定日程更長。參觀展覽時,我獨自一人置身展廳,得以在靜謐無聲的氛圍中,不受打擾地沉思凝視這些佛寶。我們常說成吉思汗、凱撒大帝或亞歷山大大帝在歷史上影響深遠,但若論及對地球上億萬生靈的生活信仰、宗教儀禮和行為教養產生深遠影響的人物,也就是世界各大宗教的發源者與奠基人,則屈指可數,而佛陀正是其中一位。此刻,我站在這裡,眼前正是由虔誠的釋迦族人供奉、伴隨佛陀舍利一同埋葬的珍寶,心中一股莊嚴肅穆之情不禁油然升起。

我不禁思忖,其他人是否亦對這些花珠懷有同樣的感觸?某次,在倫敦東區的藝術品儲藏中心(寶珠儲存地),我找到了答案。一位技術人員問我,我們正在觀賞甚麼。我們方才走過一條長廊,兩側盡是大衛·霍克尼、弗朗西斯·培根和莫奈大師的傑作,我實在難以預料,他會如何看待佛教的古老聖物。我向他解釋聖物的來歷,他聽後並未作聲,只是默默凝視寶珠。過了一會兒,他才由衷感嘆道:「真是令人嘆為觀止!」(I’m gobsmacked!),充分表達他的驚嘆和敬畏之情,也讓我明白並非只有我一人,能從這些佛寶身上感受到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我衷心希望,無論是否信仰佛教,世人都能感受到這些聖物所蘊含的能量。
如今,比普羅瓦佛寶聖物由我們家族守護的任務即將告一段落。我希望將佛陀的遺珍託付到有緣人的手中,也盼望更多人能有機會親眼目睹這些佛寶,與兩千多年前敬製花珠的佛教信徒們產生共鳴,體會人類共通的驚嘆和敬畏,並從中領悟佛陀的智慧與教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