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 洋彩紅地錦上添花冬青玲瓏夾層瓶 《大清乾隆年製》款乾隆七年八月十二日《活計檔》有對應記錄 |

玲瓏套瓶唇口外翻，猶若華蓋，飾如意雲紋，極其精緻。束頸胭脂紅為地，細錐鳳尾形卷草紋，錦上添洋花，番蓮卷葉，繾綣曼麗，加飾描金雙龍耳，天威盡顯。鼓腹紅地繁花之間，粉青描金鏤空仿古紋，龍、鳥交纏，伴以如蝠瑞獸，有條不紊，井然見序。間隙透空，窺見內瓶仿明青花蟠桃，似虛猶實，蟠桃堅碩，枝葉帶勁，深淺濃淡，溢宣窰雅風。足與瓶口、肩頸紋飾相呼應，內頸及器底則施松石綠彩，底署礬紅六字篆款。

迦納爵士（1891-1977年）收藏
倫敦蘇富比1954年5月25日，編號91（£44）
Bluett & Sons，倫敦，登錄編號3396
Jacob Stodel，阿姆斯特丹及倫敦，1954年11月8日購自 Bluett & Sons（£80）
亨利奈特（1903-1970年）收藏，荷蘭海牙
自此家族傳承 * 特別鳴謝 Dominic Jellinek 為迦納爵士玲瓏瓶之來源作出深入研究。

整體品相完好。口沿及上腹邊描金退色稍經潤飾，但可還原。器腹粉青鏤雕邊沿見細微磕痕或剝釉，器面見輕微磨痕，均屬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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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迦納爵士（1891-1977年）收藏
倫敦蘇富比1954年5月25日，編號91（£44）
Bluett & Sons，倫敦，登錄編號3396
Jacob Stodel，阿姆斯特丹及倫敦，1954年11月8日購自 Bluett & Sons（£80）
亨利奈特（1903-1970年）收藏，荷蘭海牙
自此家族傳承 * 特別鳴謝 Dominic Jellinek 為迦納爵士玲瓏瓶之來源作出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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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瓷自蘊淵古風

康蕊君

中國傳統風格五花八門，如欲以一器涵之，古為今用，新舊兼蓄，藉此崇古尚典，該應怎辦？聽來彷彿陸上行舟之舉，景德鎮瓷匠施展妙思巧技，難題便迎刃而解，正如此瓶上所見，古今藝風，兼而有之。所有熟諳中國藝術史的鑑賞家，包括乾隆皇帝（1736-1795年間在位），從此瓶上能看出歷代工藝風格精粹。既集千歲之大成，從形至飾，以不同細節蘊含古風，即使專家也得駐目凝神，才漸參透箇中玄機。猶如閑逛宮廷，慢覽御藏，此瓶引領我們從遠古青銅、先秦玉器，經過龍泉青瓷、永宣青花，終達洛可可式的花團錦簇。此瓶慕古之餘，也趕上世界潮流，妙添新趣，各式風格揉合自然，渾如天成。流暢之處，較之單純技藝的精湛，或許更讓人讚嘆不已。

瓶上盡見匠心獨運，工之精、藝之巧，實在無庸置疑。此類夾層玲瓏套瓶，極為罕稀，其製作繁複，燒造殊艱，御窰藝匠煞費苦心，精益求精，才製得美瓷悅龍顏。如此瓶般細緻入微，堪稱鬼斧神工，想必為唐英（1682-1756年）治下所製。唐英任御窰督陶官時，學埏埴之事，研造燒之術，憑著對美學的堅執，不屈不撓，千錘百煉，開創清瓷新貎。然而此類瓷瓶，對唐英而言，仍是一大難題。唐英初製「夾層玲瓏交泰等九種」，但礙於「工料不無過費，故未敢多造」，得聖上恩准後才成對燒製，幸得乾隆帝認同下旨「按節進十數件，俱要成對，如不能成對，即將各樣燒造」（廖寶秀，《華麗彩瓷：乾隆洋彩》，國立故宮博物院，台北，2008年，頁27始）。然而，許多傳世玲瓏套瓶也只形單隻影，江西景德鎮供御清單中也未有指明偶數，可能從未成雙。

相關玲瓏套瓶之燒造記錄，可參考乾隆七至八年（1742-1743年）檔案。乾隆七年八月十二日記載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2005年，卷11，頁6；圖一）：

「司庫白世秀副催總達子來說太監高玉等交：洋彩瑞芝洋花蟬紋鐏二件、洋彩紅地錦上添花冬青玲瓏夾宣花瓶一件…… [下省三十四器] …… 旨著配匣入乾清宮頭等。」

此處提及洋彩紅地玲瓏花瓶一件，描述與此品相符，據載儲入乾清宮。論規模，乾清宮居內廷之冠，乃聖上詔見使臣、內宮宴筵之重要宮殿。

另見乾隆八年兩段相關記錄（前述出處，頁311及頁807-8），先在閏四月八日載：

「（廣木作）司庫白世秀副催總達子來說太監高玉交……洋彩紅地錦上添花夾宣大膽瓶一件……傳旨著供各配架座。」

翌日，乾隆八年閏四月初九日又載：

「（乾清宮）司庫白世秀副催總達子來說太監高玉交……洋彩紅地錦上添花龍泉玲瓏夾宣膽瓶一對……傳旨著配匣入乾清宮琺瑯器皿內。」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三件相類之玲瓏瓶，其鏤空紋飾與色彩搭配與此瓶十分相似，瓶卻呈膽式，口略侈但未外翻，也缺雙耳。乾隆八年之文獻，可與院藏三件玲瓏膽瓶相對應（廖寶秀，前述出處，編號68、頁271，圖49、51及頁281，圖131；圖二）。廖寶秀指出，成對膽瓶原與清帝袍服同儲內宮端凝殿，而第三件則原置內宮帝皇起居之所養心殿。她認為乾隆七年記載之紅地夾宣花瓶與台北故宮藏第三件膽瓶吻合（前述出處，頁198及281），然檔案只提及「花瓶」，而非指明「膽瓶」，乾隆七年之記錄所指較有可能乃此瓶，而非故宮所藏。該條目或為有關玲瓏瓶最早的記錄之一。

乾隆年間，復興高古青銅紋飾。東周（公元前770-256年）初年，隨著失爉法的成熟，青銅禮器上的裝飾愈加繁複，並始見綴有蟠虺交龍者，除繁紋縟飾之青銅器皿，也有以較簡約以分範法製成之例。鏤空蟠虺或交龍紋，多見於器蓋或耳上，但也用於主體作飾者，湊密繁複（如蘇芳淑，《Ea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紐約，1995年，圖91）。至公元前六世紀，更出現雙層青銅器，外層鏤空蟠虺交龍紋，內層密封，見蘇芳淑，前述出處，圖22-24（圖三）。

此類瓷瓶上之鏤雕蟠龍紋，或受古青銅啓思，但細觀其龍，風格與玉雕飾樣更為接近。東周玉雕龍紋其中一個特徵，乃其目若杏仁，兩端邊線延長外凸，與此瓶上所見吻合。瓶側龍耳兩角彎曲、獸尾分岔，似乎借鑑古代玉器，例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玉龍紋觿，藏品編號2008.285（圖四）。古青銅器雖常以龍耳作飾，但多較立體，屬圓雕之類（見數例，錄於蘇芳淑，前述出處，頁22-41各處），而非如此瓶上所飾，強調平面輪廓。「玲瓏」，形容器物精巧細微，如玉器雅緻，用於瓷器，則指透雕技藝。

玲瓏套瓶，外壁鏤空，裹藏內瓶，此式宋時（960-1279年）老虎洞官窰已有，但數量應較少（杜正賢編，《杭州老虎洞窰址瓷器精選》，北京，2002年，圖版24-25）。乾隆年間所製玲瓏套瓶，則與年代稍晚之青釉瓷關係較為密切，特別是浙江龍泉窰所出。景德鎮藝匠以龍泉為範，摹古仿舊，然胎質更顯細膩，例見紐約蘇富比2019年1月18日，編號469及香港蘇富比2009年4月8日，編號1603（圖五及六）。如此瓶上之粉青玲瓏裝飾，雖不至於讓人即時聯想到龍泉鏤空雛本，但清宮檔案仍稱曰「龍泉」，時又謂之「冬青」。

唐英督製之玲瓏瓶，集藝取長，盡展巧匠妙工，精彩之處，不流於表面，就連內瓶也竟可滿繪瑞圖，暗藏驚喜，讓人嘖嘖稱奇。內層直捷採用鈷青為飾，初次入窰前外腹施粉青，瓶身上下加罩透明釉，三者一併以高溫燒就，首回出窰後便可添畫各色釉上彩，再經過多次燒造方可製成。從瓶腹花窗窺探內瓶圖案，依稀掩映，更顯玄秘。

唐英渴望抓住帝皇的目光嗎？還是期望瓶子持續發人引思，不至淪為另一件宮廷陳設，佇立座上遺忘塵封？他定必讓高宗挨近瓷作，一眇瓶裏乾坤。洞中片片景物，一經拼接相連，瞬現青花妙筆仿宣德（1426-1435年），顯呈明代遺風，得窺前朝古韻，君心豈能不悅？歷代飾紋共冶一爐，起承轉合雅致流麗，聚成滿清（1644-1911年）對中國千年文化的尊崇，在清代御器中藏明式內瓶，無疑給予過去絕對的肯定。

高宗當然欣喜箇中哲思，但他的品味不限於慕古懷舊。繼祖父康熙皇帝（1662-1722年間在位）之後，他邀請來華傳教的巧藝畫家進宮，與中國匠師一同供職，為御作坊迎得新風，更添妙趣。瓶上所見胭脂艷紅，從康熙年間始燒至此，才不過約廿載，襯以高溫粉青，嫣色配嫰翠，相得益彰。軋道錦上添花之飾，則乃乾隆年間所創，錐剔細紋讓隙地平增質感，營造色彩鮮艷、密飾華麗之感。瓶上環綴纏枝洋葩，工整對稱，不為寫實，全憑以意想像，無礙細膩嫵媚。旋曲綠葉，原多見於洛可可式室內裝潢，遠自西洋傳來，依舊縈迴，今伴群花繪，卻不獨為一種而生。清初創燒多種釉上彩料，如此瓶上之纏枝卷葉洋花，最宜讓巧匠盡展所能，搭配各色新彩。

此瓶似為孤品，或從沒成雙燒造，其裝飾風格集乾隆年間之大成，但瓶口外翻，巧綴如意雲紋，彷彿以絲錦覆口。又添龍耳，紋樣與玲瓏透雕相輔相成，更顯華美瑰麗。瓶口與龍耳的設計巧妙，尤其是沿邊外翻瓣葉，製造過程卻十分繁複，是以別例尤罕。參見一胭脂紅地瓶，缺鏤空玲瓏之紋，瓶身畫山水圖，龍耳也與此有別（紐約佳士得1999年9月16日，編號376）。

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除上述成對玲瓏膽瓶（圖二），另有成對紅地洋彩玲瓏套瓶，其肩較寬，腹上鏤空添畫山水開光，原為宮外景山山麓壽皇殿之陳設，其一收錄在該院2008年展覽，見廖寶秀，前述出處，編號69（圖七）。

北京故宮博物院也藏一相類鏤空玲瓏膽瓶，但頸上隙地，捨紫取藍，圖見《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琺瑯彩．粉彩》，香港，1999年，圖版161（圖八）。

此瓶傳承有緒，來源顯赫。其史可上溯1950年代，原屬迦納爵士（1891-1977年，圖九）雅蓄。迦納爵士乃英國數學兼氣體動力學名家，好藏中國藝術品，精鑑專研，為1921年成立之英國著名的東方陶瓷學會歷任秘書及會長。其著作甚豐，宗西方學術研究之法，鑽探中國青花瓷器、掐絲琺瑯、漆雕等領域，成績斐然出眾，見解精闢獨到，為這些中國藝術範疇奠下了重要的基礎，對後學影響深遠，至今未竭。他曾就清代瓷器撰寫專文，並為1965年倫敦東方陶瓷學會的重要清代藝術展覽《Arts of the Ch’ing Dynasty》出任展品評選會會長，後又將畢生大部分藏品捐予倫敦大英博物館及維多利亞與艾爾伯特博物館。

1884年，Alfred Ernest Bluett 在英國創立 Bluett & Sons，此後逾一個世紀在 Bluett 家族執掌下，成為歐洲重要中國古董商之一。在1900-1960年代，Leonard 與 Edgar 兄弟二人經營有道，又積極參與東方陶瓷學會的活動及展覽，更在1935-36年借展英國皇家美術學院「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當時幾乎每位重要西方收藏家均會到訪 Bluett 之店，而由他們輔助建成之收藏均也琳瑯滿目、名垂青史。

Jacob Stodel 乃荷蘭重要古董商，自1859年成立，專營荷蘭及中國藝術品，除阿姆斯特丹外，又曾於倫敦設店，歷經多次易名，但乃在家族中代代相傳，經營至今。

荷蘭收藏家亨利奈特（1903-1970年，圖十）明辨善鑑，除中國藝術品外，並藏西方繪畫。自1930年始，直至1971年辭世為止，蒐珍集寶，雅蓄中國陶瓷及工藝品，主攻明清瓷器，多購自倫敦藝商 Bluett & Sons。

在1950年代，能在芸芸器物中擇此瓶者，定必獨具慧眼。雖然今天看來，此品華麗絕倫，讓人趨之若鶩，很難想像當年迦納與奈特購藏之時，此類彩瓷被認為過於繁縟，對西方藏家而言，甚至嫌其「中國」品味太重。1954年蘇富比拍賣會上，緊接此瓶上拍的一對嘉靖年製署款黃釉盤便以更高價格成交。Roger Bluett 寫道，亨利奈特所藏十八世紀瓷器，或冠絕歐洲，並存高古佳器，尤是難得，並指奈特常樂道乃是 Bluett 先翁勸導購藏中國瓷器，「家父洞悉先機，早言中國瓷器盛世指日可待」（Roy Davids 及 Dominic Jellinek，《Provenance. Collectors, Dealers and Scholars: Chinese Ceramics in Britain and America》， Great Haseley，2011年，頁 276，轉載《Arts of Asia》，卷10，第6期，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