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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樂 剔紅纏枝石榴花蓋盒 《大明永樂年製》款 |
估價
16,000,000 - 18,000,000 H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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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截止
描述
- 31.5 公分，12 3/8 英寸
來源
歐洲私人收藏
倫敦佳士得1995年6月5日，編號16，並列於封面
利特爾頓&軒尼詩亞洲藝術，紐約，2008年
倫敦佳士得1995年6月5日，編號16，並列於封面
利特爾頓&軒尼詩亞洲藝術，紐約，2008年
Condition
null
我們很高興為您提供上述拍品狀況報告。由於敝公司非專業修復人員，在此敦促您向其他專業修復人員索取諮詢，以獲得更詳盡、專業之報告。
準買家應該檢查每款拍品以確認其狀況，蘇富比所作的任何陳述均為專業主觀看法而非事實陳述。準買家應參考有關該拍賣的重要通知（見圖錄）。
雖然本狀況報告或有針對某拍品之討論，但所有拍賣品均根據印於圖錄內之業務規則以拍賣時狀況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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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資料及來源
逐邪石榴花艷紅
康蕊君 此剔紅漆盒碩大華麗，雕刻細緻入微，其珍雅之處，無庸費墨。遙想明初之時，御庭大興多項藝作，廣招巧匠，奉命製器供御，成就如此佳作，定必讓人讚歎不已。蒙元一朝，工藝器物多以豪邁奔放著稱，不僅是雕漆，青花瓷器、鎏金銅像、絲綢織錦等也是，這些作品卻往往忽略小處，有欠細膩。及至朱明，御作一改前風，深雕細琢，去蕪存菁，佈置極盡巧思。永樂盛世，漆作成就空前絕後，奠下他朝難以企及之典範。也正正為了精益求精，始棄黑漆，崇尚剔紅之艷。
有別於瓷器，雕漆費工耗時，不適合流水作業式的大規模生產，是以漆雕紋飾大多各適其適，不拘一格。然而，如同景德鎮御窰繪瓷，永樂年間內府似乎也為御製漆器「定奪樣制」，好讓藝匠依樣而造。比對北京故宮博物院一件清宮舊藏漆盤，同樣罕以石榴花為飾，花姿迴異，觀其風格，應出自另一藝匠之手，但盒面花葉佈局與此幾近一樣，尺寸也極為接近（《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元明漆器》，香港，2006年，圖版28；以及《故宮經典．明永樂宣德文物圖典》，北京，2012年，圖版65；圖一）。我們可藉此推斷御作漆匠雖據樣本製器，但一定程度上仍有展現個人風格的空間。如同許多永樂年製漆器，故宮漆盤底有針刻永樂年製款，卻並沒有後刻宣德款（1426-1435年），此盒亦然。
石榴花艷紅，在剔紅漆器上飾之，尤為合宜，配以黃漆素地，對比更是鮮明。明初漆雕四季花卉圖案中，常見石榴花姿，但卻罕有獨作主飾。盛綻石榴花，瓣片沿邊曲皺，柔嫩細膩，花萼末端銳尖，結子後便成果實頂冠，易於辨識。古云「榴開百子」，寄子孫滿堂之美意，且其花瓣殷紅，傳有驅毒之效，詳見謝瑞華，《中國吉祥圖案》，三藩市，2006年，頁76。
此類蓋盒或乃最能考驗藝匠雕刻工夫之器形。圓盒平頂，滿飾花葉，枝莖蔓生，覆疊互掩，葉脈正反並見，雖得茂密，卻又不許擁擠，繁中必須有序，高下之品，一目了然，失誤難藏。此盒蓋上花姿靈動若舞，從含蕾待放，至嬌然盛綻，盡蘊其中。
面積越是寬敞，所需佈局設計便更富挑戰性。小盒往往只需嬌花一朵，稍加葉子相伴便成，但較大之器，則要求三、五或更多妍葩，以成花團錦簇之效。此盒上飾，論佈局，當屬最繁複之類。尺寸較大之盒或盤，花兒多數平均分佈，一朵盛放居中，加綴四妍等距分散，間飾花蕾。此盒則捨易取難，未受規範所限，不論是怯弱羞蕾，還是怒綻芳華，共繞中央紅葩為飾，猶若摘花成束，別有意趣。
此盒碩大，論尺寸，名列前茅。與之大小相約者，可參考另一永樂署款蓋盒，卻以牡丹為飾，曾展於《彫漆》，德川美術館及根津美術館，名古屋及東京，1984年，編號88，圖錄中指標示底層的一道黑線上，共髹十五層朱漆。京都南禪寺另藏大小相近的永樂署款蓋盒，同樣密雕華飾，但盒上僅見盛開花兒三朵，或為月季，收入特別展《東洋の漆工芸》，東京國立博物館，東京，1977年，編號504，同展並見三件較常見、尺寸偏小之花卉漆盒，當中兩盒帶永樂年款，屬東京根津美術館藏品，另一則同署永樂、宣德年款，為大阪藤田美術館存珍，編號505-507。
北京故宮博物院且有兩件尺寸相約之圓盒，均屬清宮舊藏，其中一例雕庭院高士，另一則以蓮花八寶為飾，圖見《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元明漆器》，前述出處，圖版44-45，同載尺寸較小、雕飾花卉之例，有的署款，有的則無，見圖版29、30、63、71、73。藝術市場上，則未曾拍賣過如此碩大漆盒，然可參考樂從堂舊藏尺寸較小之剔紅牡丹蓋盒（26.5公分），刻「大明永樂年製」 款，曾售於香港蘇富比2002年5月7日，編號623，後再在2017年11月27日經香港佳士得易手，編號8009。
周徑較此長者，僅見數例，包括大維德爵士為恭賀瑞典國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八十大壽時呈獻之錦地穿花鳳凰大盒（John Figgess，〈Ming and Pre-Ming Lacquer in the Japanese Tea Ceremony〉，《東方陶瓷學會彙刊》，卷37，1967-69年，圖版52）。李經澤與胡世昌後來將該盒年代上推洪武（1368-1398年）。
著名漆器學者兼藏家李經澤和胡世昌認為，此類精雕深刻之品應始製於洪武年間，而非永樂創新，他們為此提供了強而有力的論證，詳見〈洪武剔紅漆器初探〉及〈洪武剔紅漆器再探〉，英語文章原刊於《Oriental Art》，卷XLVII，第1期，2001年，頁10-20，以及卷LV，第3期，2005-6年，頁41-47，後均收錄在《疊彩：抱一齋藏中國漆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香港，2010年，頁171-190，中譯本，頁215-232）。永樂雕漆雖可靠年款斷代，但憑藉兩位學者對洪武漆器研究的孜孜未倦，另闢蹊徑，發現明宮舊檔記錄永樂帝賜日本足利幕府國禮清單，證永樂元年至五年期間（1403-1407年），明朝共賜足利幕府203件剔紅漆器，其中重器58件更是賜於永樂元年。由於漆雕耗工費時，動輒經年，非數月可成之事，故可推斷元年所贈之器，必製於洪武年間。
明宮舊檔清單詳細描述所贈漆器，李經澤、胡世昌二人嘗從中歸納洪武、永樂雕漆風格，指洪武漆器喜雕四時花卉，而永樂器則多僅飾一類，又指洪武年製之品，右沿後刻永樂年款，有別於此盒之左方年款。綜上所論，此盒當屬永樂年製，加上未有加刻宣德年款，年代清晰，不存爭議之處。
康蕊君 此剔紅漆盒碩大華麗，雕刻細緻入微，其珍雅之處，無庸費墨。遙想明初之時，御庭大興多項藝作，廣招巧匠，奉命製器供御，成就如此佳作，定必讓人讚歎不已。蒙元一朝，工藝器物多以豪邁奔放著稱，不僅是雕漆，青花瓷器、鎏金銅像、絲綢織錦等也是，這些作品卻往往忽略小處，有欠細膩。及至朱明，御作一改前風，深雕細琢，去蕪存菁，佈置極盡巧思。永樂盛世，漆作成就空前絕後，奠下他朝難以企及之典範。也正正為了精益求精，始棄黑漆，崇尚剔紅之艷。
有別於瓷器，雕漆費工耗時，不適合流水作業式的大規模生產，是以漆雕紋飾大多各適其適，不拘一格。然而，如同景德鎮御窰繪瓷，永樂年間內府似乎也為御製漆器「定奪樣制」，好讓藝匠依樣而造。比對北京故宮博物院一件清宮舊藏漆盤，同樣罕以石榴花為飾，花姿迴異，觀其風格，應出自另一藝匠之手，但盒面花葉佈局與此幾近一樣，尺寸也極為接近（《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元明漆器》，香港，2006年，圖版28；以及《故宮經典．明永樂宣德文物圖典》，北京，2012年，圖版65；圖一）。我們可藉此推斷御作漆匠雖據樣本製器，但一定程度上仍有展現個人風格的空間。如同許多永樂年製漆器，故宮漆盤底有針刻永樂年製款，卻並沒有後刻宣德款（1426-1435年），此盒亦然。
石榴花艷紅，在剔紅漆器上飾之，尤為合宜，配以黃漆素地，對比更是鮮明。明初漆雕四季花卉圖案中，常見石榴花姿，但卻罕有獨作主飾。盛綻石榴花，瓣片沿邊曲皺，柔嫩細膩，花萼末端銳尖，結子後便成果實頂冠，易於辨識。古云「榴開百子」，寄子孫滿堂之美意，且其花瓣殷紅，傳有驅毒之效，詳見謝瑞華，《中國吉祥圖案》，三藩市，2006年，頁76。
此類蓋盒或乃最能考驗藝匠雕刻工夫之器形。圓盒平頂，滿飾花葉，枝莖蔓生，覆疊互掩，葉脈正反並見，雖得茂密，卻又不許擁擠，繁中必須有序，高下之品，一目了然，失誤難藏。此盒蓋上花姿靈動若舞，從含蕾待放，至嬌然盛綻，盡蘊其中。
面積越是寬敞，所需佈局設計便更富挑戰性。小盒往往只需嬌花一朵，稍加葉子相伴便成，但較大之器，則要求三、五或更多妍葩，以成花團錦簇之效。此盒上飾，論佈局，當屬最繁複之類。尺寸較大之盒或盤，花兒多數平均分佈，一朵盛放居中，加綴四妍等距分散，間飾花蕾。此盒則捨易取難，未受規範所限，不論是怯弱羞蕾，還是怒綻芳華，共繞中央紅葩為飾，猶若摘花成束，別有意趣。
此盒碩大，論尺寸，名列前茅。與之大小相約者，可參考另一永樂署款蓋盒，卻以牡丹為飾，曾展於《彫漆》，德川美術館及根津美術館，名古屋及東京，1984年，編號88，圖錄中指標示底層的一道黑線上，共髹十五層朱漆。京都南禪寺另藏大小相近的永樂署款蓋盒，同樣密雕華飾，但盒上僅見盛開花兒三朵，或為月季，收入特別展《東洋の漆工芸》，東京國立博物館，東京，1977年，編號504，同展並見三件較常見、尺寸偏小之花卉漆盒，當中兩盒帶永樂年款，屬東京根津美術館藏品，另一則同署永樂、宣德年款，為大阪藤田美術館存珍，編號505-507。
北京故宮博物院且有兩件尺寸相約之圓盒，均屬清宮舊藏，其中一例雕庭院高士，另一則以蓮花八寶為飾，圖見《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元明漆器》，前述出處，圖版44-45，同載尺寸較小、雕飾花卉之例，有的署款，有的則無，見圖版29、30、63、71、73。藝術市場上，則未曾拍賣過如此碩大漆盒，然可參考樂從堂舊藏尺寸較小之剔紅牡丹蓋盒（26.5公分），刻「大明永樂年製」 款，曾售於香港蘇富比2002年5月7日，編號623，後再在2017年11月27日經香港佳士得易手，編號8009。
周徑較此長者，僅見數例，包括大維德爵士為恭賀瑞典國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八十大壽時呈獻之錦地穿花鳳凰大盒（John Figgess，〈Ming and Pre-Ming Lacquer in the Japanese Tea Ceremony〉，《東方陶瓷學會彙刊》，卷37，1967-69年，圖版52）。李經澤與胡世昌後來將該盒年代上推洪武（1368-1398年）。
著名漆器學者兼藏家李經澤和胡世昌認為，此類精雕深刻之品應始製於洪武年間，而非永樂創新，他們為此提供了強而有力的論證，詳見〈洪武剔紅漆器初探〉及〈洪武剔紅漆器再探〉，英語文章原刊於《Oriental Art》，卷XLVII，第1期，2001年，頁10-20，以及卷LV，第3期，2005-6年，頁41-47，後均收錄在《疊彩：抱一齋藏中國漆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香港，2010年，頁171-190，中譯本，頁215-232）。永樂雕漆雖可靠年款斷代，但憑藉兩位學者對洪武漆器研究的孜孜未倦，另闢蹊徑，發現明宮舊檔記錄永樂帝賜日本足利幕府國禮清單，證永樂元年至五年期間（1403-1407年），明朝共賜足利幕府203件剔紅漆器，其中重器58件更是賜於永樂元年。由於漆雕耗工費時，動輒經年，非數月可成之事，故可推斷元年所贈之器，必製於洪武年間。
明宮舊檔清單詳細描述所贈漆器，李經澤、胡世昌二人嘗從中歸納洪武、永樂雕漆風格，指洪武漆器喜雕四時花卉，而永樂器則多僅飾一類，又指洪武年製之品，右沿後刻永樂年款，有別於此盒之左方年款。綜上所論，此盒當屬永樂年製，加上未有加刻宣德年款，年代清晰，不存爭議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