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布羅・畢加索 | 《男子與煙斗》

路易斯・賴瑞斯畫廊，巴黎 亞歷山大・伊奧拉斯，紐約

現藏家於1984年7月購自上述藏家

克里斯蒂安・澤爾沃斯，《巴布羅・畢加索：1967至1968年作品》，巴黎，1973年，第27冊，品號362，圖版143

《男子與煙斗》尺幅宏大、氣勢萬鈞、創意滿溢，是畢加索成熟時期作品的超卓典範。觀乎畢加索的創作生涯，他的畫作可視為藝術家自身的日記，這種觀點在其晚年的藝術創作上如出一轍。1961年，畢加索踏入人生第八個十年；蔚為二十世紀公認的藝術巨擘，畢加索已功成名遂，回想過去，他卻曾經感慨萬千，認為自己已「時日無多，想表達的卻越來越多」（引自K・加爾維茨，《大師畢加索》，洛桑及巴黎，1971年，頁166）。這種感受促使畢加索繪畫出充滿創意、即興隨性的成熟作品，並大幅借助人物與圖像原型作畫。這股看似源源不絕的氣韻力量成為畢加索大部份作品的特色，在本作臻至頂峰，讓創意激流而出。繪於1968年秋天的《男子與煙斗》正是上述典例：畫中男子以明快自信的筆觸勾勒，顯而易見，是畢加索在這十年內繪畫的作品中多次出現的火槍手。畫中背景充斥大片矚目色彩，與煙斗及椅子的鮮明垂直線條形成對比，在畫面上營造出澎湃的活力。 1968年，畢加索搬離他在1950年代長居的加州莊園（villa La Californie），遷往穆然的新址定居。西莫內塔・弗拉奎利就這次遷移對畢加索作品造成的影響作出如是評論：「為了享有更多私隱，畢加索及賈桂琳在1961年搬到鄰近穆然的山頂別墅——『永生聖母別墅』定居。」從此，藝術家變得更為深居簡出，在其畫作上可見一斑：他的作品題材變得非常個人，流露省思，常與藝術家自身的生死命題有所關聯。對畢加索而言，消極意味著死亡；從其最後數幅作品中的力量、簡練以及落筆速度，可見藝術他有意營造出一種孩童式的作畫手法。隨著畫面色彩漸趨鬆散而鮮明，這種刻意營造的純真風格更凸顯了作品的直率精神與親切感。（S・弗拉奎利於《畢加索：挑戰過去》（展覽圖錄），倫敦英國國家美術館，2009年，頁145）。

在這個時期，畢加索的作畫風格漸趨隨性及生動，而畫中選材亦同樣反映出他的精神世界。正因遷居永生聖母別墅，畢加索得以深入鑽研西洋古典油畫；根據伊麗莎白・考林指出：「踏入晚年後，畢加索再沒有前往巴黎，亦極不情願離開他那在穆然鎮外的鄉郊別墅。他沉醉於大師名作中，如普桑的《無辜者的大屠殺》（1630-1年作）、倫勃朗（或譯林布蘭）的《夜巡》（1642年作）和一幅梵谷的自畫像（1889年作），將它們以巨型比例投影在工作室的牆上」（E・考林，《同上》，頁12-13）。此外，一些繪畫主題與形象亦在畢加索1960年代的作品中以不同形態反覆出現，當中火槍手是關鍵主題，從中可見畢加索引用了古典名作，體現他渴望躋身歐洲藝術巨匠之列的雄心。繪畫不同的火槍手時，畢加索亦可能曾參考過他的故友和敵手——馬蒂斯的作品（圖2）。馬蒂斯在1954年逝世時，畢加索開展了備受讚譽的《阿爾及爾的女人》系列悼念之，並形容自己的畫作是馬蒂斯作品的延續；晚年的畢加索仍懷念着另一位二十世紀藝術界巨人。

畢加索晚年作品的精髓，在於將藝術史上的主題和形象，與精神風格完全現代的作品融為一體。正如蘇珊・加拉斯2009年的評論所述：「畢加索在這篇終章裡，為自己的藝術生涯畫上句號，同時為那些追隨抽象表現派、卻反對前者熱烈崇拜原創性的年輕一輩藝術家開闢了嶄新道路。對於1960年代的普普藝術家和往後的後現代主義藝術家而言，畢加索多種多樣的藝術作品雄踞大師級經典之列，是他們無盡的再創作泉源」（S・加拉斯，《同上》，頁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