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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琉璃寶缽 |
估價
4,000,000 - 6,000,000 H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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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截止
描述
- 寬 31 公分，12 1/4 英寸
來源
達古齋主人宗傑霍明志（1880?-1949?年）收藏，北京，1930年或更早
巴黎德魯奧大樓，1932年2月15日，編號153
安德烈．波特爾（1963年卒）收藏
倫敦佳士得1985年4月16日，編號284
巴黎德魯奧大樓，1932年2月15日，編號153
安德烈．波特爾（1963年卒）收藏
倫敦佳士得1985年4月16日，編號284
出版
宗傑霍明志，《達古齋古證錄》，北京，1930年，頁409下
Condition
null
我們很高興為您提供上述拍品狀況報告。由於敝公司非專業修復人員，在此敦促您向其他專業修復人員索取諮詢，以獲得更詳盡、專業之報告。
準買家應該檢查每款拍品以確認其狀況，蘇富比所作的任何陳述均為專業主觀看法而非事實陳述。準買家應參考有關該拍賣的重要通知（見圖錄）。
雖然本狀況報告或有針對某拍品之討論，但所有拍賣品均根據印於圖錄內之業務規則以拍賣時狀況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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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資料及來源
僅見稱奇：古代珍罕琉璃缽
康蕊君琉璃，自青銅時代中國巧匠已擅其製，但年月並沒有讓琉璃普及，滿清以前，琉璃之器彷佛鳳毛麟角，極為珍稀。如此寶缽，獨一無二，當屬傳世佳例。
琉璃似的釉藥，中國陶工自青銅時代早期已有採用，到了青銅時代晚期，彩色斑駁的蜻蜓眼紋琉璃珠從中西亞傳入，不久中國匠人便仿傚之，且有特製飾紋相近之彩色琉璃，嵌綴青銅器皿或小物上，成品華麗出眾，讓人趨之若鶩。
精彩光明的引首，並沒有讓琉璃風靡，卻只迎來崎嶇黯淡。究其因，或其質之美未獲充分展現。在漢代，古人發現可以琉璃仿玉石，廉宜不失美觀，縱然廣見，但既為替代品，琉璃頓失其珍，乏人賞識。
然而，隨著中亞、中東等地胡人遷入，琉璃的發展翻開了全新的一章，特別是南北朝以及此後數百載，異風華物藉由絲綢之路傳進。從伊朗、敍利亞與羅馬帝國其他地區經大漠抵達中原的珍寶，當中便包括了琉璃器皿。這些嶄新的透明器皿，看以虛幻不實，卻可載物，世人無不稱奇，珍慕心賞。受胡匠東傳技藝的影響下，中原遂復製琉璃。
琉璃器物，古代文獻偶有載之，足見其珍，例如《晉書．王濟傳》中有載：「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英譯見安家瑤，〈Glass Vessels and Ornaments of the Wei, Jin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Periods〉，Cecilia Braghin 編，《Chinese Glass. Archaeological Studies on the Uses and Social Context of Glass Artefacts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to the Northern Song Period, Orientalia Venetiana XIV》，佛羅倫斯，2002年，頁58）。
琉璃製作所需材料和配方，密而不宣，讓其更形神秘。四世紀道教名士葛洪，擅煉丹藥，在《抱朴子．論仙》中云：「外國作水精椀，實是合五種灰以作之，今交廣（即中國南方交、廣二州）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此語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法，玉石之類……夫所見少，則所怪多，世之常也」（英譯見李約瑟，鲁桂珍協助，《中國科學技術史》，卷5：化學及相關技術，第二分冊：煉丹術的發明和發展—金丹與長生，劍橋，1974年，頁64）。
薛愛華雖有寫道，曾有邦國使節來訪長安，屢以琉璃贈大唐，但李唐一朝，琉璃似乎甚罕，且以供佛為主，鮮有用諸日常生活，宮廷亦如是。玄宗寵妾楊貴妃嘗「持玻璃七寶盃，酌西涼州蒲萄酒」，盃上所綴七寶，也是佛教紋飾（薛愛華，《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柏克萊／洛杉磯，1963年，頁143、234-6）。
魏泓在她的絲綢之路研究中指，李唐、北宋年間，中原對琉璃的知識甚貧，實物幾乎只為佛教所用。琉璃，自西方傳入，源與佛教同，其透明清澈，予人純淨之感。琉璃且乃佛教西方極樂世界七寶之一，法器、供奉皆宜。佛塔內，琉璃器既可以供奉佛袓或重要僧人的舍利子，信眾獻貢尤適（魏泓，《The Silk Road, Trade, Travel, War and Faith》，倫敦，2004年，頁157）。
李唐崇佛，上及天子，下至庶民，無遠弗屆，縱然屢有寺院暴增、僧尼斂財等事，仍然盛況空前，風行不減。有以道教為專之唐朝帝君，多次抑佛，但仍受密教的玄奧秘法所吸引，玄宗正為一例，李唐貴族亦然。即使會昌五年（845年）武宗滅佛，對佛學的影響也甚短暫。
在舍利墓、佛塔地宮、洞窟佛殿等處也有發現琉璃器。而繪畫有琉璃器者，除了在甘肅敦煌等地的洞窟佛殿壁畫，還有敦煌及其他地區發現的佛教畫幡。谷一尚在敦煌從隋至元五十洞窟的壁畫上，發現至少八十件琉璃器，器形包括盃、高足盃、盤、盌、缽、瓶（谷一尚，〈Roman and Post-Roman Glass Vessels Depicted in Asian Wall Paintings〉，《Orient》，卷22，1986年，頁128-142）。
洞窟內、畫幡上，所繪琉璃器內雖偶見蓮花，但多空無一物，或為盛載淨水之皿，多置菩薩掌中，但也有見於佛陀或其弟子手上。其描繪多甚逼真，細畫器皿背面或底下的景物，以佛像指掌清𥇦，側寫琉璃透澈。琉璃透明，光色映徹，玄妙神秘。李約瑟指，唐代尚有博物之士，以為琉璃本乃水冰之類，地埋千年，結精而成（李約瑟，王鈴及羅賓遜（Kenneth Girdwood Robinson）協助，《中國科學技術史》，卷4：物理學及相關技術，第一分冊：物理學，劍橋，1962年，頁106）。
中國琉璃稀少，魏泓（前述出處）遂專研多從伊朗傳入之進口玻璃。大英博物館藏一幅九世紀晚期畫幡上，菩薩手中所持磨花琉璃缽，顯然帶有異國藝風，或為薩珊工匠所製（見韋陀及龍安妮，《Caves of the Thousand Buddhas. Chinese Art from the Silk Route》，大英博物館，倫敦，1990年，編號39；圖一）。同類磨花琉璃缽，中國也有出土，例見《走向盛唐》，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紐約，2004-5年，編號65及117。
佛教繪畫上之琉璃器，形狀多較簡約，或屬大唐國產。莫高第334窟內初唐菩薩，半蹲，雙手捧缽，其形渾圓，看似琉璃（見《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北京，1987年，卷3，圖版79；圖二）。第57窟初唐南壁壁畫上，一佛弟子持淡藍琉璃寶缽（前述出處，卷3，圖版12）。第112窟內中唐壁畫則繪菩薩手托琉璃盃，盃內盛放蓮花一枝（前述出處，卷4，圖版57）。一幅八世紀晚期至九世紀上半葉之菩薩畫幡上，也繪有琉璃盤（Jacques Giès 編，《Les arts de l’Asie centrale. La collection Paul Pelliot du 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 – Guimet》，巴黎，1995年，卷2，編號27）。
琉璃吹造技術，經胡人傳入中原，大唐匠人學其藝、精其製。安家瑤指，除了琉璃原料配方，其吹製技術在琉璃發展史上也極其重要（《走向盛唐》，前述出處，頁58）。正如此缽，吹製而成，彷彿能把本來尚在流動變化的，瞬間凝住。形狀固定了，時間停頓了。匠人吹製此缽時，琉璃大泡漸漸成形，圓渾曲弧，卻因體重微微下墜。如此大缽製造，絕非平常閑作，必需能匠巧工。
傳世唐代琉璃器極罕，各有不同，往往大相逕庭。此器素雅大方，出版文獻卻無一近例可考。唐代罕例之中，重器要數奈良正倉院藏一尺寸碩大之高足盤（29公分），公元752年記載該器曾用於奈良東大寺的儀典。聖武天皇（724-749年間在位）篤信佛教，建造東大寺大佛，且蓄珍納寶，私藏悉貯正倉院。梁莊愛倫指，學界對其來源眾說紛紜，但由於與同代中國陶瓷器形接近，極有可能從中國傳入。正倉院高足盤泛黃，且盤心微凸，應乃吹製時因黏附棒管而形成之疤痕，種種均與此缽相似（沈從文，《玻璃史話》，李之檀編，瀋陽，2004年，頁166；以及梁莊愛倫，〈A Report on Western Asian Glassware in the Far East〉，《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新系列卷5，1991年，頁117，圖22）。
大唐李室嘗挑中外琉璃雅器，供奉法門寺，最後一次為咸通十五年（874年）。法門寺，鄰近西安，藏釋迦牟尼佛指舍利，故屬大唐重要寺塔。有唐一朝，曾多次下旨迎奉舍利，大張旗鼓請至皇城供養，未幾送還，又添御賜華物，場面盛大莊嚴。選中御賜供奉之物，悉為珍罕至極之品，除大量金銀、織錦及上佳秘色瓷，大唐天子所贈還包括二十件中外琉璃。法門寺地宮發現一淺藍琉璃盤，圓唇與此近，盤心微隆，器底有相應之吹管痕跡（圖三）。另有淡黃琉璃器，其色與此器近，包括一直壁缽（圖四）以及一套著名之茶盞與托，後者明顯出自中國藝匠之手（《法門寺考古發掘報告》，北京，2007年，上冊，頁212，圖141:1、頁218，圖145:2，以及下冊，彩圖版182、189:1及191:2）。
雖無器形與此相近之琉璃器例，但形與此類之陶瓷器，唐前已有，例可參見隋朝河北刑窰所製（《刑台隋代刑窰》，北京，2006年，頁69-73及彩圖版4）。
此缽屬宗傑霍明志（霍明志，1880?-1949?年）舊藏。明志生於天津，雙親早歿，受學於當地法人開辦之教堂。1906年，他在北京創立達古齋，經營古董珍玩買賣，以山西所出為大宗，但涉獵範疇甚廣，博學旁通。又待客以誠，傳授辨別真偽之法，並就此出版中法雙語小品，期望樹立學者形象。1932年，他在巴黎德魯奧大樓出售部分收藏，當中便包括此缽，另一部分藏品則在紐約透過 J.C. Morgenthau & Co 易手，同一時間他更在市內舉辦贋品展覽，藉此教育民眾（見 Susan Naquin，〈Paul Houo, A Dealer in Antiquities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Peking〉，《Études chinoises, Revue de l’Association française d’études chinoises》，卷XXXIV，第2期，2015年，頁203-244）。
安德烈．波特爾（André Portier，?-1963年）自十九世紀始，專營東亞絲綢貿易，又創立亞洲藝術鑑定公司 Cabinet Portier & Associés，至今仍屹立巴黎。早在1908年，安德烈籌辦首場中國藝術專場。2016年6月21日 Beaussant Lefèvre 與佳士得在巴黎德魯奧大樓拍賣他的日本版畫及陶瓷收藏，拍賣圖錄中，安德烈的三名孫兒寫道，他們學會了與祖父安德烈．波特爾一起珍賞亞洲藝術，當時卻不知道曾祖父亨利．波特爾（Henri Portier）的喜好。原來他的公寓中，一房以亞洲為題，位處維尼翁道（rue Vignon）9號，樓上正是尚．考克多（Jean Cocteau）與尚．馬利（Jean Marais）的單位。孫子們自幼進出亞洲寶閣，每每猶如步入博物館，藏品卻可任意觸摸，祖父更利用那些亞洲雅器，把中日故事傳說娓娓道來。
康蕊君琉璃，自青銅時代中國巧匠已擅其製，但年月並沒有讓琉璃普及，滿清以前，琉璃之器彷佛鳳毛麟角，極為珍稀。如此寶缽，獨一無二，當屬傳世佳例。
琉璃似的釉藥，中國陶工自青銅時代早期已有採用，到了青銅時代晚期，彩色斑駁的蜻蜓眼紋琉璃珠從中西亞傳入，不久中國匠人便仿傚之，且有特製飾紋相近之彩色琉璃，嵌綴青銅器皿或小物上，成品華麗出眾，讓人趨之若鶩。
精彩光明的引首，並沒有讓琉璃風靡，卻只迎來崎嶇黯淡。究其因，或其質之美未獲充分展現。在漢代，古人發現可以琉璃仿玉石，廉宜不失美觀，縱然廣見，但既為替代品，琉璃頓失其珍，乏人賞識。
然而，隨著中亞、中東等地胡人遷入，琉璃的發展翻開了全新的一章，特別是南北朝以及此後數百載，異風華物藉由絲綢之路傳進。從伊朗、敍利亞與羅馬帝國其他地區經大漠抵達中原的珍寶，當中便包括了琉璃器皿。這些嶄新的透明器皿，看以虛幻不實，卻可載物，世人無不稱奇，珍慕心賞。受胡匠東傳技藝的影響下，中原遂復製琉璃。
琉璃器物，古代文獻偶有載之，足見其珍，例如《晉書．王濟傳》中有載：「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英譯見安家瑤，〈Glass Vessels and Ornaments of the Wei, Jin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Periods〉，Cecilia Braghin 編，《Chinese Glass. Archaeological Studies on the Uses and Social Context of Glass Artefacts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to the Northern Song Period, Orientalia Venetiana XIV》，佛羅倫斯，2002年，頁58）。
琉璃製作所需材料和配方，密而不宣，讓其更形神秘。四世紀道教名士葛洪，擅煉丹藥，在《抱朴子．論仙》中云：「外國作水精椀，實是合五種灰以作之，今交廣（即中國南方交、廣二州）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此語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法，玉石之類……夫所見少，則所怪多，世之常也」（英譯見李約瑟，鲁桂珍協助，《中國科學技術史》，卷5：化學及相關技術，第二分冊：煉丹術的發明和發展—金丹與長生，劍橋，1974年，頁64）。
薛愛華雖有寫道，曾有邦國使節來訪長安，屢以琉璃贈大唐，但李唐一朝，琉璃似乎甚罕，且以供佛為主，鮮有用諸日常生活，宮廷亦如是。玄宗寵妾楊貴妃嘗「持玻璃七寶盃，酌西涼州蒲萄酒」，盃上所綴七寶，也是佛教紋飾（薛愛華，《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柏克萊／洛杉磯，1963年，頁143、234-6）。
魏泓在她的絲綢之路研究中指，李唐、北宋年間，中原對琉璃的知識甚貧，實物幾乎只為佛教所用。琉璃，自西方傳入，源與佛教同，其透明清澈，予人純淨之感。琉璃且乃佛教西方極樂世界七寶之一，法器、供奉皆宜。佛塔內，琉璃器既可以供奉佛袓或重要僧人的舍利子，信眾獻貢尤適（魏泓，《The Silk Road, Trade, Travel, War and Faith》，倫敦，2004年，頁157）。
李唐崇佛，上及天子，下至庶民，無遠弗屆，縱然屢有寺院暴增、僧尼斂財等事，仍然盛況空前，風行不減。有以道教為專之唐朝帝君，多次抑佛，但仍受密教的玄奧秘法所吸引，玄宗正為一例，李唐貴族亦然。即使會昌五年（845年）武宗滅佛，對佛學的影響也甚短暫。
在舍利墓、佛塔地宮、洞窟佛殿等處也有發現琉璃器。而繪畫有琉璃器者，除了在甘肅敦煌等地的洞窟佛殿壁畫，還有敦煌及其他地區發現的佛教畫幡。谷一尚在敦煌從隋至元五十洞窟的壁畫上，發現至少八十件琉璃器，器形包括盃、高足盃、盤、盌、缽、瓶（谷一尚，〈Roman and Post-Roman Glass Vessels Depicted in Asian Wall Paintings〉，《Orient》，卷22，1986年，頁128-142）。
洞窟內、畫幡上，所繪琉璃器內雖偶見蓮花，但多空無一物，或為盛載淨水之皿，多置菩薩掌中，但也有見於佛陀或其弟子手上。其描繪多甚逼真，細畫器皿背面或底下的景物，以佛像指掌清𥇦，側寫琉璃透澈。琉璃透明，光色映徹，玄妙神秘。李約瑟指，唐代尚有博物之士，以為琉璃本乃水冰之類，地埋千年，結精而成（李約瑟，王鈴及羅賓遜（Kenneth Girdwood Robinson）協助，《中國科學技術史》，卷4：物理學及相關技術，第一分冊：物理學，劍橋，1962年，頁106）。
中國琉璃稀少，魏泓（前述出處）遂專研多從伊朗傳入之進口玻璃。大英博物館藏一幅九世紀晚期畫幡上，菩薩手中所持磨花琉璃缽，顯然帶有異國藝風，或為薩珊工匠所製（見韋陀及龍安妮，《Caves of the Thousand Buddhas. Chinese Art from the Silk Route》，大英博物館，倫敦，1990年，編號39；圖一）。同類磨花琉璃缽，中國也有出土，例見《走向盛唐》，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紐約，2004-5年，編號65及117。
佛教繪畫上之琉璃器，形狀多較簡約，或屬大唐國產。莫高第334窟內初唐菩薩，半蹲，雙手捧缽，其形渾圓，看似琉璃（見《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北京，1987年，卷3，圖版79；圖二）。第57窟初唐南壁壁畫上，一佛弟子持淡藍琉璃寶缽（前述出處，卷3，圖版12）。第112窟內中唐壁畫則繪菩薩手托琉璃盃，盃內盛放蓮花一枝（前述出處，卷4，圖版57）。一幅八世紀晚期至九世紀上半葉之菩薩畫幡上，也繪有琉璃盤（Jacques Giès 編，《Les arts de l’Asie centrale. La collection Paul Pelliot du 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 – Guimet》，巴黎，1995年，卷2，編號27）。
琉璃吹造技術，經胡人傳入中原，大唐匠人學其藝、精其製。安家瑤指，除了琉璃原料配方，其吹製技術在琉璃發展史上也極其重要（《走向盛唐》，前述出處，頁58）。正如此缽，吹製而成，彷彿能把本來尚在流動變化的，瞬間凝住。形狀固定了，時間停頓了。匠人吹製此缽時，琉璃大泡漸漸成形，圓渾曲弧，卻因體重微微下墜。如此大缽製造，絕非平常閑作，必需能匠巧工。
傳世唐代琉璃器極罕，各有不同，往往大相逕庭。此器素雅大方，出版文獻卻無一近例可考。唐代罕例之中，重器要數奈良正倉院藏一尺寸碩大之高足盤（29公分），公元752年記載該器曾用於奈良東大寺的儀典。聖武天皇（724-749年間在位）篤信佛教，建造東大寺大佛，且蓄珍納寶，私藏悉貯正倉院。梁莊愛倫指，學界對其來源眾說紛紜，但由於與同代中國陶瓷器形接近，極有可能從中國傳入。正倉院高足盤泛黃，且盤心微凸，應乃吹製時因黏附棒管而形成之疤痕，種種均與此缽相似（沈從文，《玻璃史話》，李之檀編，瀋陽，2004年，頁166；以及梁莊愛倫，〈A Report on Western Asian Glassware in the Far East〉，《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新系列卷5，1991年，頁117，圖22）。
大唐李室嘗挑中外琉璃雅器，供奉法門寺，最後一次為咸通十五年（874年）。法門寺，鄰近西安，藏釋迦牟尼佛指舍利，故屬大唐重要寺塔。有唐一朝，曾多次下旨迎奉舍利，大張旗鼓請至皇城供養，未幾送還，又添御賜華物，場面盛大莊嚴。選中御賜供奉之物，悉為珍罕至極之品，除大量金銀、織錦及上佳秘色瓷，大唐天子所贈還包括二十件中外琉璃。法門寺地宮發現一淺藍琉璃盤，圓唇與此近，盤心微隆，器底有相應之吹管痕跡（圖三）。另有淡黃琉璃器，其色與此器近，包括一直壁缽（圖四）以及一套著名之茶盞與托，後者明顯出自中國藝匠之手（《法門寺考古發掘報告》，北京，2007年，上冊，頁212，圖141:1、頁218，圖145:2，以及下冊，彩圖版182、189:1及191:2）。
雖無器形與此相近之琉璃器例，但形與此類之陶瓷器，唐前已有，例可參見隋朝河北刑窰所製（《刑台隋代刑窰》，北京，2006年，頁69-73及彩圖版4）。
此缽屬宗傑霍明志（霍明志，1880?-1949?年）舊藏。明志生於天津，雙親早歿，受學於當地法人開辦之教堂。1906年，他在北京創立達古齋，經營古董珍玩買賣，以山西所出為大宗，但涉獵範疇甚廣，博學旁通。又待客以誠，傳授辨別真偽之法，並就此出版中法雙語小品，期望樹立學者形象。1932年，他在巴黎德魯奧大樓出售部分收藏，當中便包括此缽，另一部分藏品則在紐約透過 J.C. Morgenthau & Co 易手，同一時間他更在市內舉辦贋品展覽，藉此教育民眾（見 Susan Naquin，〈Paul Houo, A Dealer in Antiquities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Peking〉，《Études chinoises, Revue de l’Association française d’études chinoises》，卷XXXIV，第2期，2015年，頁203-244）。
安德烈．波特爾（André Portier，?-1963年）自十九世紀始，專營東亞絲綢貿易，又創立亞洲藝術鑑定公司 Cabinet Portier & Associés，至今仍屹立巴黎。早在1908年，安德烈籌辦首場中國藝術專場。2016年6月21日 Beaussant Lefèvre 與佳士得在巴黎德魯奧大樓拍賣他的日本版畫及陶瓷收藏，拍賣圖錄中，安德烈的三名孫兒寫道，他們學會了與祖父安德烈．波特爾一起珍賞亞洲藝術，當時卻不知道曾祖父亨利．波特爾（Henri Portier）的喜好。原來他的公寓中，一房以亞洲為題，位處維尼翁道（rue Vignon）9號，樓上正是尚．考克多（Jean Cocteau）與尚．馬利（Jean Marais）的單位。孫子們自幼進出亞洲寶閣，每每猶如步入博物館，藏品卻可任意觸摸，祖父更利用那些亞洲雅器，把中日故事傳說娓娓道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