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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 御製青玉瑞獸鈕小璽一套兩方 印文:道光御筆、政在養民
描述
- 印文:道光御筆、政在養民
- jade
來源
愛米爾.吉美(1836-1918年)收藏,此後家族傳承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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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資料及來源
郭福祥
香港蘇富比拍賣公司最近徵集到兩方清代道光皇帝的御用小璽,二璽為一對,皆青玉質地,印體切割規矩,材質溫潤,色澤純潔,上部鈕雕部分漸變為淺紅色,是比較典型的「糖玉」。獸鈕,雕琢和拋光都極為精細,風格簡捷。璽文同是陰文,一方為「道光御筆」,另一方為「政在養民」,文字篆法流暢,筆劃均勻而有力度,顯示出製作者相當精湛的琢玉技術。二璽在現藏於北京故宮的《道光寶藪》中有明確著錄,經與實物比對,無論是材質、體量,還是篆法佈局都與該書中的記載完全相合,可以確定此璽為道光皇帝寶璽的真品。根據《道光寶藪》的著錄,二璽原來同裝於一匣,相互配合鈐用(圖一)。
二璽的主人道光皇帝為清朝入關以後的第六位皇帝,在位三十年(1821-50年),是清朝歷史上執政時間僅次於康熙和乾隆的一位皇帝。他繼位時,清王朝的盛世早已過去,王朝的衰敗正在延續和發展。他在位的三十年中間,清王朝遇到了強大的英國殖民主義的入侵,清王朝經過長達二年的抵抗,最終還是失敗了。道光雖不情願,但還是經他的手批准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這些不平等條約的簽訂,開啟了清王朝對外關係屈辱軟弱的先河,也撕下了天朝大國的面紗,過去還被掩蓋著的衰敗腐朽真相,第一次陳示於國人和西方列強面前。鴉片戰爭和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使中國歷史發生了急驟的變化,中國社會開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道光也就成為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橫跨中國封建社會最後階段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開始階段的帝王。面對內憂和外患的雙重壓力,道光帝縱然是兢兢圖治,苦費心機,到頭來仍不免失敗的悲劇。雖然身處這樣的情境之中,但道光皇帝在其整個執政生涯中仍然表現出了一位中國帝王應該秉持的原則和行為方式。他性格內向,正統保守,為政勤奮,兢兢業業。他深受儒家經典薰陶,深知王朝基業守成不易,故力圖繼承父祖的執政思想和理念,光大他們的成就,這在他的御用寶璽中也有充分的體現。此次拍賣的「政在養民」璽就是很好的例子。
「政在養民」語出《尚書·大禹謨》「禹曰:於,帝念哉!德為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講的是作為帝王,應該盡力使社會安定和諧,而要做到這一點,關鍵是施教化以正民之德,重資源以利民之用,建制度以厚民之生。德為善政,政在養民作為帝王的重要為政原則而為中國歷代統治者所遵循,也是清代統治者遵循的政治綱領。康熙、乾隆、嘉慶諸帝都對此發表過自己的看法和理解,道光皇帝也比例外。他認為「天生民而樹之君,君代天而治其民。……故德與政相為表裏,政與民相為回應也。夫張惶補苴,此小其政者也,而非以德為政;智取術馭,此愚其民者也,而非以政養民。惟以簡治繁,政乃不紛。以靜制動,政乃不勞。此德與政所以相為表裏也;故勸農桑,則民有保暖而無饑寒。興學校,則民有俊秀而無頑梗。簡徭役,則民有寬閑而無勞苦。慎刑罰,則民有約束而無桎梏。於是,六合之內,八方之外,俯仰隆平,沐浴德澤。其始也,熙熙然而莫之違。其終也,渾渾然而與之化。此政與民所以相為回應也。」提倡簡政、重農、教化、輕役、慎刑。所有這些,講的都是作為帝王應該注意的,恐怕也是道光皇帝將其作為印文,刻製寶璽的初衷,就是要時刻鞭策要求自己,修德政,念民生。從中也可以體察到道光皇帝內心世界的些許動向。
按照通例,每當新皇帝繼位,都要鐫刻相應的寶璽,以為書墨染翰藝文鑒賞之用。這種早期刻製的寶璽,雖因鈐用方面的不同印文會有差別,但大部分會含有新皇帝年號,表明其專有的屬性。一般包括「某某之寶」、「某某御覽之寶」、「某某御筆之寶」、「某某御覽」、「某某御筆」、「某某鑒賞」、「某某宸翰」等。當然,每一年號璽都會刻製不止一方,質地不同,大小各異。這類寶璽專為某位皇帝所獨有,單從印文便知其所屬,皇帝前後不能繼承鈐用,在皇帝閒章中使用頻率較高,在寶璽總量中佔有相當大的比重。此次拍賣中的「道光御筆」璽就是道光皇帝諸多年號璽中的一枚。
道光朝可以說是清朝歷史上的多事之秋,社會的劇烈震盪,屈辱和民變的不斷發生,使得想有所作為的道光帝最終一事無成。財政上的捉襟見肘也影響到宮中的用費,加之道光帝本人一向節儉的作風,使得當時寶璽的製作量驟減,只有六十多方。但是寶璽的製作程式仍然和過去一樣,由皇帝提出製作意向,選取印文,經過造辦處相關人員設計做樣,皇帝審查首肯後方能進入實際製作階段,完成後也要由皇帝進行驗收,因此其寶璽風格仍然保持著鮮活的宮廷氣象。此兩方「道光御筆」和「政在養民」璽製作規矩而精細,獸鈕生動,印文砣刻筆劃流暢,均勻有力,體現出皇帝寶璽嚴謹有度的特點。
更為有意思的是,此兩方寶璽是用一塊帶有糖色的玉石切割製作的對印,在製作時根據玉料的顏色進行了俏色處理,將糖色部分雕成了獸鈕,這些都可以從檔案記載中得到印證。據清宮造辦處活計檔記載,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道光皇帝即位後不久即開始了御用寶璽的製作,寶璽製作完成後,再交由造辦處匣裱作配做紫檀木匣盛裝。其中一對寶璽的配匣記錄這樣記述:「唐縕玉圖章一方『道光御筆』、唐縕玉圖章一方『政在養民』,以上二方,做一匣」。除了印文和這兩方寶璽一致外,其材質「唐縕玉」的記錄也和這兩方寶璽的糖色玉相符。檔案記載的唐縕玉「道光御筆」和「政在養民」無疑就是蘇富比徵集到的這兩方。據此,我們可以得知,此兩方寶璽製作於嘉慶二十五年,是道光皇帝比較早的御用璽印,也是道光寶璽中的精彩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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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二璽屬法國工業兼作曲家愛米爾.吉美(1836-1918年)舊藏。愛米爾樂善好施,創立巴黎國立吉美亞洲藝術博物館。約1907年,他從巴黎骨董商 Langweil 購得此二璽,記錄在其私人收藏目錄上,編號分別為2023及2024,前者之描述為「Sceau Chinois rectangulaire Tao-Kouang sur socle et boite, Langweil(中國道光長方璽,帶座,附盒,Langweil)」,後者則為「Tao Kouang yu bi, pinceau impérial règne Tao Kouang 1821-1850(道光御筆,道光年間1821-1850)」。
愛米爾從1895年開始記錄其私人收藏,直至他1918年辭世為止,蒐藏大量中國、日本、喜馬拉雅及東南亞繪畫與藝術品,又涉獵埃及與高盧羅馬古代文物。典藏中之寶璽御印,主要購自 Langweil、Phol 與 Bigot 這三位骨董商,據購入時間收錄於冊,惟大多未有記載入藏日期,僅偶見確切蒐蓄時間,如1903年3月2日,愛米爾從 Bigot 先生手上,購得一方壽山石「乾隆御筆」爭珠游龍鈕方璽(編號1406),該璽後售於香港蘇富比2009年10月8日,編號1652。1905年1月17日愛米爾又經 Langweil 購得三方印璽(編號1382、1685及1687),其中一方後來贈予慈禧太后。1 數天後,愛米爾又從 Langweil 購下一方「乾隆御筆」交龍鈕白玉方璽(編號1689),尺寸碩大,後售於香港蘇富比2008年10月8日,編號2003。根據這些入藏資料,我們可以得知於1907年前後,愛米爾以1,500法郎之高價從 Langweil 購得此組道光玉璽,應附有原裝盒,惜現已佚失。當時高古銅鏡價值僅止20法郎,藏傳佛教鎏金銅喇嘛像兩尊只需100法郎,中國畫軸也不過250法郎,可知當時此組璽印已是價值不菲,為世所珍。
1 編號1382:「Sceau provenant de M. de Lavigne, acheté à Lyon par M. Guimet, donné à l’Impératrice de Chine par Mr Guimet(de Lavigne 先生舊藏,購於里昂,吉美先生贈予中國太后);編號1687:「Petit cachet en jade blanc, surmonté d’une salamandre, donné par M. Guimet à l’impératrice de Chine(白玉小印,吉美先生贈予中國太后)。而編號2146記錄則有這樣的描述:「Peinture de Ma Lin don de l’Imperatrice Tseu-Hi à M. Guimet, échange du sceau de jade(中國慈禧太后送贈吉美先生,以換取玉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