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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德進
描述
- Shiy De-Jinn (Xi Dejin)
- 少女
- 款識:
席德進1960
一九六〇年作 - 油畫畫布
來源
出版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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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資料及來源
「凡是第一眼我所喜歡的人,十分之九都會成為我的朋友。這也是我交朋友的第一條件,我愛年輕、健壯、活潑、好看的人,在他的臉上,看得出他們有極美的靈魂,和善的心,純真的感情,這已經完美了。 」
席德進
直覺、本能、天真
生於二十年代初期,席德進成長於四川綿延的丘陵地。兒時的他自雜貨攤購得石綠、鉻黃、鮮紅、藏青,驚奇於混入貝殼水後,調合而生成新色之種種可能性。自此他愛上繪畫,抑或說他愛上繪畫的多變性。1941年,十八歲的席德進考入四川省立技藝專科學校,正式開始接受正規的現代美術教育。他自留法的龐薰琹習得基礎素描,識得畢卡索與馬諦斯之名作。之後隨著龐薰琹的離職,席德進由成都轉赴重慶。至龐薰琹所任教的國立藝專旁聽,隔年考取國立藝專正式生,更於五百人中名列第一。二十一歲的他,自國立藝專幾位年輕助教諸如趙無極與朱德群身上,獲得了嶄新的靈感。而真正使他受到啟發的,則是他三、四年級的老師林風眠;席德進曾說:「他教我用線去表現體,不要在畫上追求光影,因為光與影都是外表,要攫住物的本體,堅強的本體。大膽去畫,追求自己的風格」。
抗戰結束於1947年,席德進隨國立藝專遷往杭州,隔年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七年的美術教育為席德進的繪畫技巧奠下了紮實的基礎,卻仍未為他的藝術探索指引出絕對的方向。1948年,席德進毅然決定隨青年軍前往台灣,在杭州藝專同學吳學讓的介紹之下,接下了嘉義中學美術老師的工作。南臺灣未經粉飾的風光成為席德進眼中「生命最直率的表白」。在這塊陌生而炎熱的土地,席德進的作品逐漸邁向他所追求的真實與自然。他曾說:「讓你的基礎功夫來幫助你的表現,不要讓它限制了你。你身邊和眼前有一個新鮮的對象,你切不可放走他,一定把他們捉住」。他脫去舊有束縛,依據自己的本能凝聚一個新的形成,至此他稱其繪畫為「創作」,而他的繪畫則自此散發著自由的氣息,亦如他所說的:「找出人的不變性。在繪畫中也有一種共通的、不變的基本因素,那就是直覺、本能、天真」。
「好的肖像畫能透徹你的心靈,抓住你的性格,表現你的習性,畫你隱蔽著的不曾自覺的神情。一個有經驗的肖像畫家,像一位看相專家,或算命者,他會用彩筆,道出你在人生中的經歷與遭遇。」
席德進
身處劇烈變動的時代,席德進的作品見證了西方藝術對東方藝術的影響。五十年代末以至六十年代初,台灣畫壇掀起了全盤西化的潮流。席德進對抽象藝術充滿熱情,於1958年公開撰文聲援五月畫會、東方畫會等現代藝術群體。他在此時期亦曾作完全抽象的繪畫,至1963年方歇。他曾說:「從1958到1962年,我畫抽象畫,這是比較遠離地方情調的時期,不過在色彩方面,仍有點地方色調的暗示」。席德進近身接觸了五月畫會運動,其對五月畫會抽象畫中東方特質的欣賞,亦正巧反應了他所認同的、中國文化長久以來對於抽象美感之欣賞。而後,更可見席德進不斷將各式各樣的抽象背景運用於他的肖像畫中。從《女作家郭良蕙像》中硬邊般的窗框式背景,到《少女》(拍品編號1026)中如同史蒂爾(Clyfford Still)畫作般的抽象表現主義式背景,抽象的背景亦可被視為在不失東方氣韻的前提之下,其作品風格強烈且多變的特徵。
1952年,席德進辭去嘉義中學教職而遷居台北。作為維生不易的職業畫家,他亦曾為刊物繪製插畫與設計郵票。五十年代的席德進逐漸嶄露頭角,參與過舉辦於台北合作大樓(1952年)和台北新聞大樓(1955年)等聯合美展。1957年,他以社子原住民為模特兒所繪的《賣鵝者》,參加第四屆巴西聖保羅國際雙年展,同年更以刻劃台灣鄉下人的《閒坐》獲選全國美展。席德進對於繪畫的掌握,亦為他迎來了在華美協進社所舉辦的首次個展,民族晚報在其第五版畫刊上大篇幅刊登多件席德進畫作。五十年代的積累,標誌了席德進繪畫風格的成形;他在其主筆介紹西方藝術的《席德近看歐美藝壇》中提到:「繪畫的演變,不僅是觀念的變,思想的變,形式題材的變,而最重要的是繪畫肌理組織的變;亦即表現方法的變」。席德進的人物畫中,以抽象背景罕有地將油彩顏料用以表現水墨質感中的肌理與深淺變化,而正因其繪畫肌理與表現方法的特殊,更使其成為二十世紀中期所少見將人物畫結合以抽象藝術之中國藝術家。
作於1960年的《少女》(拍品編號1027)畫中描繪一身份未明的短髮少女,安然自若地坐在一簡潔之單椅上。畫作構圖以驚人的平衡感安插著人物的姿態、椅子、及背景的抽象紋理,細膩地凝聚了人物畫意欲保存時光之特徵。質理的特殊更可顯見於畫中的不同部位,從人物衣著、少女的肌膚、到抽象的背景,皆以不同的手法表現。人物的呈現則在粗獷而堅定的框線中,娓娓道來畫中主角年少且質樸的特質,更反映了席德進自杭州藝專以來即追求的一種柔美的、含蓄的從容之感。至此,席德進的肖像畫超越了對人物的描摹,而重於水墨流淌般帶有中國氤蘊氛圍之營造。在反映六十年代藝術與社會背景的同時,更將肖像畫之藝術性提升至中國藝術家所難以達致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