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 乾隆帝寫生「蒼質滋華」、「浮筠漱潤」松竹圖嵌仿古玉冊一對

「蒼質滋華」冊
題字：俯流泉
鈐印：朗潤、掬水月在手

「浮筠漱潤」冊
題字：倚文石
鈐印：比德、愛竹學心虛

Both albums are in good condition. The paintings are preserved well, with no fading to the ink, and just minor surface wear and a vertical crease line to the bamboo painting. The central section where the two parts join is extremely fragile, and there is some wear and minor staining here. The zitan covers have typical but insignificant age cr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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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還寄千古心－乾隆帝寫生松竹對冊
故宮博物院書畫部 楊丹霞

乾隆皇帝弘曆向以壽逾耄耋傲視中國歷代帝王，更以其對書畫、器物鑒賞的博雅比肩北宋徽宗，遂有《欽定秘殿珠林石渠寶笈》諸編流布後世，成為官方著錄庋藏書畫、碑拓珍品的典則與集大成者，究其原因，無外乎乾隆本人對於書畫一道持久而癡迷的態度使然。以客觀的角度，不要說和那些開宗立派的文人巨匠或以畫為生的畫師相比，就是和同為「票友」的宋徽宗、明宣宗比，在書畫創作的技法層面，乾隆也算不上一個「能」人，但他在政務之餘，對書畫投入的熱情之大、精力之多、時間之久，特別是他數十年不懈地將書畫的鑒賞、考訂、收藏、創作完美地結合為一體，使之構成了其生活的藝術最為重要的內容與形式，並主導和引領了清代中期近百年宮廷藝術創作、審美的風尚，卻是前代任何雅好書畫的帝王所無可企及的。

乾隆的書法、繪畫僅以現存者計就多達數萬件，其規模不但遠超歷代任何一位書畫大家，更是超越了他本人令世人咂舌的四萬餘「御製詩」的數量。可是這些作品，除了因賞賜出宮、1860年英法聯軍和1900年八國聯軍的搶掠、末代皇帝溥儀的監守自盜而造成的部分散佚之外，絕大多數仍收貯於故宮博物院，無論是自即位到去世前的御製詩文草稿，裝飾宮廷苑囿的匾額、對聯、貼落，還是獻壽皇父聖母的條屏、摺扇，抑或是臨仿古近先賢的詩箋、畫冊。近年來所見外間流傳且可信為其手筆者，卻只佔存世總數中很小的比例。

故宮博物院現存乾隆繪畫1500餘件，以卷冊居多。這些畫作的題材多源於他對自藏古代名跡的臨仿。雖然他自稱這些創作，不過是「幾暇怡情」的翰墨遊戲，但從其款題可以看出，他對古人下了很大功夫。他臨習最多、用功尤深的畫家首推趙孟頫、倪瓚，其中臨仿倪瓚山水、樹石、竹石題材並自具創作紀年的繪畫就有數十件，如臨仿四次的倪瓚《獅子林圖卷》、《樹石畫譜冊》以及仿倪瓚的《江岸望山圖》、《山水小景》等，除了少部分亦步亦趨地對臨外，仿學倪氏構圖、筆意佔了多數。這種仿學的創作形式，不僅是乾隆崇尚的「法祖」思想的集中體現：順治、康熙及其皇父雍正，皆沿此路徑貫穿了他們書畫師承、創作的始終，也體現了明末以降董其昌摹古思想主導畫壇，清帝亦概莫能外的時代特色。

袖珍冊，是乾隆繪畫最多見的形式，其中以《寫生四種》數量最夥。那些他百畫不厭的松竹梅石或松竹梅蘭，雖每每不言師法某派、某家，但從其構圖、筆墨看，則顯見參仿趙孟頫、倪瓚、沈周、文徵明等元、明前賢筆意居多。近所見其寫生蒼松流泉、幽竹文石圖對冊，即屬仿元人一路。

此松、竹二圖均作於南宋藏經紙本上，對開鑲嵌仿古玉件各一，分裝兩冊。每冊畫心縱11.8公分，橫9.9公分。

一繪蒼松奇曲，針葉疎朗，松下泉流潺湲，輕靄浮動。畫法結合元．王蒙與明．項聖謨風格，松樹枝幹自右下旁出，如虯龍下探幽壑。用筆多中鋒，行筆舒緩從容，筆致圓潤，樹幹繪鱗片並留白以突出老松蒼渾樸茂的質感。松下溪流、坡渚以淡墨渲染、勾寫，頗具深谷凝寒，泉聲咽澀的意境，體現了乾隆承傳項氏師法宋元傳統，「用筆不落偏鋒，位置亦都謹細」的特色。這類構圖及畫法，多見於故宮所藏《寫生四友》冊，其數不下二十餘本，即坊間可見流傳者，也有用於宮廷苑囿裝飾之御筆大幅「貼落」，如作於1772年《歲寒三益圖》、作於1755年《盤龍松圖》（分別於2007年、2010年秋見於中國嘉德拍賣）等圖中松樹均與對冊中此松同一風格，唯此松畫法尚存其早年面目。

一繪文石峭立，蒼苔古潤，數竿幽篁帶雨，坡草叢生。竹石、苔草畫法全師倪瓚晚年風貌，從《石渠寶笈初編》著錄的倪瓚作於72歲的《秋樹筠石》（臺北故宮藏）、74歲畫《古木幽篁圖軸》（故宮博物院藏）作品上，無論是竹叢的攢聚佈局，還是枝葉的點畫穿插，便能找到乾隆此圖竹子畫法的淵源所自。而圖中湖石的造型、皴染則直接脫胎於倪瓚《秋亭嘉樹圖》、《梧竹秀石圖》（均故宮博物院藏。前者《石渠寶笈初編》著錄；後者見圖一，曾經乾隆鑒藏，未入《石渠寶笈》著錄。）等圖中的坡石或湖石、苔點的畫法（圖二）。當然，與倪瓚相比，乾隆的手筆如竹竿的畫法更稚拙罷了。

乾隆仿倪瓚構圖與筆墨的作品不在少數，如1747年《淩寒清景圖冊》（現藏故宮博物院，《石渠寶笈三編》著錄）中竹石的畫法幾乎就是此對冊中竹石圖式、筆墨的放大版。乾隆仿倪作品亦曾零星見於市場中，如作於1754年的《仿倪瓚樹石圖軸》（2014春北京保利拍賣）、作於1770年的《臨倪瓚畫譜六幀冊》（2014年秋香港蘇富比拍賣），這些作品不僅顯示了他數十年研習倪瓚山水、竹石題材的成果，也最能代表他的繪畫水準，實為不可多得。

與傳世書法有大量巨幛、匾額不同，乾隆對古人繪畫的臨習多為小卷、小冊的形式，並散見於其各時期的御筆繪畫中，可以說，小幅臨古作品構成了傳世其繪畫作品的主體。其中原因有二：一，他的畫作大多使用珍貴紙張或古紙，如藏經紙、玉版箋、側理紙等，這些紙尺幅本就不大；二，小幅作品不僅隨時隨地可以創作，對於政務繁忙的乾隆而言，毫無創作的壓力。而且小畫易於藏拙，以掩蓋在技法上的欠缺和不足。相對於某些乾隆御筆題款又尺幅巨大、構圖繁複的山水人物作品，如由詞臣或宮廷畫師代筆的成分較多的《盤山圖軸》、《昔昔鹽詩意冊》、《詩經圖冊》（均藏故宮博物院）等，令多數收藏家欣慰的是，現存的小幅作品中親筆畫居多。而且，往往是乾隆本人在案頭、幾邊擺放的小卷冊，書桌邊的小掛軸，才是他自以為比較得意的作品。

除此之外，乾隆的鑒賞能力與文學藝術方面的自信，使得他更注重書畫作品風格、裝潢以及審美形式的統一性，在這套對冊中也有反映：

一、題句內容、書法風貌與繪畫的契合

因尺幅所限，乾隆在每開畫上只題寫了三個字，畫松題「俯流泉」，畫竹題「倚文石」， 其詞句緊扣主題，對仗嚴整，有點睛之妙。題字書法則體現了他的小楷受康熙、雍正影響，取法「二王」的特色。最初從王羲之《樂毅論》入手，以樂善堂所藏涿拓《快雪堂帖》為範本，繼則王獻之《玉版十三行》、趙孟頫《閑邪公傳》等。其中他對被世人奉為「小楷極則」的《玉版十三行》用功最深，一生臨摹不輟，見於《石渠寶笈》各編著錄者，就有1746年《臨玉版十三行冊》、1749年《書臨玉版十三行並洛神賦圖冊》、《書臨王獻之十三行冊》……等等，其餘隨手臨寫未入著錄者更不在少數。通過長年的勤奮臨寫，乾隆的小楷書終於達到了結字形肖，運筆嫺熟的程度。此二圖中題字，結體寬綽舒展，筆劃腴秀挺撥，是其乾隆九年至十五年間小楷書的典型面貌，成為我們判斷此對冊創作時代的重要依據。

二、印文選擇與繪畫內容的契合

對冊中畫松圖題字下鈐「朗潤」（見《清代帝后璽印譜》乾隆卷二，頁91）、畫幅對角鈐「掬水月在手」 （見《清代帝后璽印譜》乾隆卷三，頁267）。畫竹圖題字下鈐「比德」（見《清代帝后璽印譜》乾隆卷二，頁91）、畫幅對角鈐「愛竹學心虛」（注：見《清代帝后璽印譜》乾隆卷三，頁266）。

「比德」與「朗潤」是乾隆繪畫中成對使用較多的閒章，且同屬於一套乾隆文房組印。「朗潤」印之所以被乾隆反復用在畫松題材，是因印文源於唐太宗頌揚玄奘的《聖教序》：「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比德」印文源於孔子《禮記聘義》中「君子比德如玉」。況且，朗潤、比德二印文，不但與畫中松、竹所蘊含的高潔品德暗合，也正與對開兩件玉器應和。

對角上二白文長方印同屬於一套組印，印文句分別採自唐代白居易、于史良詩，是乾隆畫松、竹題材上使用最頻繁的詩句印，它們起到了突出繪畫的文學性，拓展「弦外之音」的作用。這四印均圍繞畫題選用，不僅起到了生發、互補的功能，醒目的印色，也在很大程度上使畫面更具觀賞性。

三、作品裝潢的乾隆特色

此對冊裝潢為典型乾隆朝冊頁形式，光滑平整的紫檀夾板上，豎行陰刻填金「蒼質滋華」（松）、「浮筠漱潤」（竹）各四字，其詞句則為闡發冊內畫意，隸書風格類似乾隆朝文學侍從、書畫家董邦達面貌。

二冊裝裱形式統一，均為蝴蝶式，以淺湖色耿絹四邊鑲裱。對開則以數十層紙粘合在紫檀夾板上，按玉器形狀挖嵌，高下處皆覆以同色耿絹，並在四周及玉器中空處用細筆金線描繪龍、乾卦等圖案。畫竹裱褙用清仿宣德箋紙，保留了乾隆原裝，冊頁正反邊緣均有窄條染色皮紙包邊。畫松圖褙紙曾經舊修，改為棉連紙，褙紙上染色包邊不存，此圖褙紙邊緣有黃簽墨書「一百八十六」字樣，應為清廷原有編號。這種黃號簽，亦常見於清宮舊藏書畫卷軸包首或冊頁上。

故宮舊藏的乾隆御筆繪畫中，作品的裝潢與玉器緊密結合的形式基本有兩種，一種是大量以玉件作為書畫作品的裝飾配件，如摺扇、宮扇上的玉片、玉管、玉墜等，另外則是御筆書畫外包裝上的鑲嵌物，如紫檀、黃楊材質的木盒上的嵌件等，它們主要是起到美化、點綴的作用；另一種則是與此組對冊相同的一畫配一玉合裱成冊的形式，玉器多為玉璧，餘有玉環、玉璜等。但這類組合冊存世量很少，現存故宮的也就《萬緒就理冊》（圖三）等幾件。

乾隆喜愛組合作品由來已久，早在潛邸時期就曾延請著名畫家、詩人、官僚書畫數十位為其創作《繪事羅珍》書畫合冊，每冊書、畫各12開，計十六大冊，裝潢也極盡精美，後被著錄進《石渠寶笈初編》。他在位期間，更是不斷地製作滿足其好尚奇巧的集錦書畫對冊或合冊，並逐步發展為書畫裝潢與仿古玉器、琺瑯、雕漆、鑲嵌等工藝結合的組合形式，兩岸故宮現存的十幾件成扇或幾十件卷、冊、袖珍軸書畫作品，被精密地設計在一個雕漆或紫檀雕刻的提梁盒中，則是這種組合的集大成形式。

俗語云，收藏是成年人的玩具。成為一個書畫家或鑒賞家，並非乾隆皇帝的終極目標。在看似不經意的遊戲玩賞中，乾隆希望自己不僅是龐大帝國的統治者，而要作為一個以儒家道統為中心的開明、儒雅、博學的人君，為後世所景仰。相對於中原傳統文化藝術，特別是江南文人自宋元以降構築起的書畫評判體系，他決心要以一個集大成者的身份，通過對古代書畫的臨仿及對其他藝術品的廣泛研究，使自己獲得高於一般文人士大夫的解讀、評述傳統的權威性。並通過自己的文學和書畫作品傳之後世，以期千古。這，才是小遊戲裡隱藏的大圖謀。

乙未季冬下澣於北京簡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