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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冠中
描述
- 吳冠中
- 北京鐘樓
- 一九五四年作
- 水彩紙本
一九五四.記鐘樓.荼(左下)
來源
出版
〈吳冠中全集2〉水天中、汪華編,湖南美術出版社,長沙,二〇〇七年,四十六頁,彩圖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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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資料及來源
「(五○年代以後)央美、浙美大抵是一個大系統中的兩派分支……新中國的美術教育、創作成就和總體面貌基本上可以說是這個大系統作用的結果。從這個角度來看二十世紀中國百年美術的學派格局,以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為中心的繪畫學派,我以為才是真正與中央美術學院的徐悲鴻學派、蘇俄體系並峙而立,且影響二十世紀中國百年美術進程的一個重要的學派體系。」
藝術史學家劉新《二十世紀中國美術史中的裝飾繪畫體系-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藝術文脈和繪學傳統》
中國的現代藝術發展,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以杭州藝專(1938年起稱為國立藝專)為主軸。1949年,中國大陸政權易手,文化政策「一邊倒」傾向蘇聯,蘇派寫實主義與「高大全」、「紅光亮」的創作標準,因為服務政治宣傳而佔取主導地位,國立藝專自1950年起被更名為「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1958年再更名為「浙江美術學院」,人員和教學方針大幅調整,林風眠、吳大羽等抗戰勝利後回校執教的現代宗師,再度被解聘,自此以至於改革開放,現代主義在浙美被置於隱流,而在這近三十年間,現代主義則由位於北京的中央工藝美院接力傳承。蘇富比秉持整理學術之專業精神,在本季專題介紹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重點推薦袁運甫(拍品編號5046)、祝大年(拍品編號5047至5049)、吳冠中(拍品編號5045、5053及5054)三位中央工藝美院的骨幹成員,以及畢業於工藝美院、在改革開放時期最早成立獨立畫會「同代人畫會」的黃冠餘(拍品編號5050至5052),反映現代藝術從民國至於八五新潮之間的存在和演變,補充二十世紀中國藝術史的重要章節。
薪火相傳:接棒民初現代主義
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為培養工藝美術設計人材而立,旨在服務輕工業,為國家出口創滙。其於1956年由國務院批准成立,至1999年與清華大學合併,成為今天的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其獨立辦學四十三年,恰好補完中國現代主義在二十世紀下半葉之發展。其初期分為染織、陶瓷、裝潢學系,日後增加室內裝飾、印刷、服裝、家具設計等實用專業,教學上具有較大自由度講習形式美和色彩學,此乃現代藝術之強項,而在民初活躍藝壇的現代藝術家,亦因而獲得發揮之平台。
工藝美院的創院師資,主要來自中央美術學院實用美術系、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即前國立藝專)實用美術系及清華大學營建系,譬如張光宇(1900-1965)是民初重要漫畫家、普羅藝術先鋒,提出重要的「大美術」理論;龐薰琹(1906-1985)是旅法先驅,創辦民初前衛藝術團體「決瀾社」,對於中國民族藝術、裝飾藝術深有研究;張仃(1917-2010)長於焦墨山水和實用美術,不但推動中國壁畫復興運動,更曾領導國徽設計小組;雷圭元(1906-1988)早年旅法,先後執教北平藝專及杭州藝專,長於繪畫、染織和漆畫等;衛天霖(1898- 1977)為旅日先驅,長於色彩教學,吳冠中即由他薦入工藝美院。
鍥而不捨:從「長江萬里圖」到「同代人畫會」
工藝美院之成立,端賴以上活躍於民初的現代藝術家籌劃推動;創校之後,其對於現代主義在新中國之發展,責任則落於新一代的教員身上,如袁運甫(1933年生)、祝大年(1916-1995)和吳冠中(1919-2010)等。袁、祝、吳皆為民國杭州藝專學生,深受現代主義薰陶。六、七○年代以後,他們通過言傳身教,對於工藝美院的教育帶來重大貢獻。文化大革命高峰期,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全校下放李村勞動,教師被禁止創作、撰述和講課,直至1972年,相關禁令雖稍為放寛,藝術家得以於假日創作,但在反覆無常的政治氣氛下,亦可能演變成官方欲擒故縱之舉。吳冠中、袁運甫、祝大年率先重拾畫筆,當時實屬以身犯險,這種激情鼓勵了學生如王懷慶、黃冠餘等恢復創作,儘管因為創作工具簡陋,而在當時被戲稱為「糞筐畫派」,但他們的勇氣,卻造就了中國現代藝術史上艱苦卓絕、散發人性光輝之一頁。
1973年,中央工藝美院師生陸續返回北京,袁運甫、吳冠中、祝大年和中央美術學院的黃永玉,更被派往南方,從上海到重慶沿途採風,為北京飯店的巨型壁畫「長江萬里圖」作實地考察,儘管此一計劃最終因為批黑畫的風波而告吹,四位藝術家卻因此行而迎來各自的創作豐收。此番傳奇經歷,亦使袁、祝、吳之於中央工藝美院更具標誌性意義。作為當年的工藝美院學生,王懷慶、黃冠餘一方面接受學院派寫實訓練,另一方面卻深受現代主義精神感召,他們在1980年組織「同代人畫會」,在中國美術館舉行「同代人畫展」,成為改革開放以後最早的獨立藝術團體,探索藝術創作的可能性,為「八五新潮」揭開序幕。
裝飾繪畫:現代主義的轉化與民族化
在工藝美院的教學和理論體系之中,「裝飾繪畫」是重要概念:在中國獨尊蘇聯寫實主義時期,「裝飾繪畫」即為「現代主義」的替代名詞,譬如其繪畫學系稱為「裝飾繪畫系」,其於1956年以後創辦的《裝飾》雜誌,即是傳播現代藝術之媒體等等。「裝飾」既為「工藝美術」服務,現代主義之思想與技巧,特別是形式美和色彩學,便得以授受和討論。五○年代以後,林風眠和吳大羽處於中國大陸藝壇之邊緣,是故現代藝術得以在官辦學院之中傳承,實有賴於工藝美院諸君之智慧;與此同時,工藝美院師生亦繼續探索現代主義的民族化道路,從理論到創作到教育,從油畫到水墨到新媒材,從繪畫到雕塑到公共藝術,從觀念到技巧到民族文化,現代主義正透過他們的努力,在中國找到落地生根、進一步融入民族文化的契機。
水彩賦成犖犖古意
1949年,遠在巴黎留學的吳冠中得知新中國成立,決意回歸祖國效力;翌年,藝術家定居北京,先後擔任中央美術學院講師、清華大學建築系副教授及北京藝術學院油畫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並於1964年調入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長期任教。《北京鐘樓》是吳冠中歸國初期的作品,其曾親自點評本作:
「中國古典建築都是有機的整體組織,是有情有意的,西方建築師的追求於我國古代大師的匠心也異曲同工,歌德早就說過:『流動的建築是音樂,凝固的音樂是建築』。『道是無情卻有情』,畫家作畫原該總是有情的,畫建築、樹林、山川草木……都寄予了作者的感情。」
此際,藝術家在清華教授素描和水彩,本作即以他當時至為嫻熟的媒材,呈現京城著名古蹟。其畫面以棕楬色為主調,變化細膩而帶透明感,表現出渾樸大氣的皇城氣質,背景的霜天與左下方的蒸氣,亦渲染出北方秋冬天氣的乾燥蒼莽;為了提升畫面的動感,藝術家特別加入了圍繞鐘樓盤旋的兩行飛鳥,與之對應的,則是隱現於右下方的途人。途人的形象毫不具象,而以黃、 紅、藍色彩點象徵,這亦成為吳冠中日後風景作品的常見手法,除了為本作增添人氣,亦是一種誇張,突顯了鐘樓的高大巍峨。吳冠中的早期作品,因經歷文革而留存極少,按二〇〇三年出版的《生命的風景》顯示,本作一度被認為是「遺失」之作,及至二〇〇七年出版《吳冠中全集》,才重新確認其存在,在藝術家的認知領域裡失而復得,彌見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