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衍庸

款識：
Y.Y. Ting 71（右下）

丁衍庸學生周淑文舊藏
現亞洲藏者得此上述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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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與色的協奏，奇與正的人生

向丁衍庸致敬

中國藝術家旅日，始於李叔同1905年留學東京美術學校（今東京藝術大學），若論歸國以後對於現代藝術之貢獻，則首推二○年代旅日的丁衍庸與關良。丁衍庸與關良、林風眠年紀相仿，籍貫同為廣東，留學歸來以後更先後執教於國立藝專，早年被稱為「廣東三傑」；其於二○年代畢業於東京藝術學校，歸國之後先後在上海神州女學、中華藝術大學、廣州市立美專、重慶國立藝專執教，1946年更就任為廣東省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事業攀上高峰；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政權易手，藝術家因為其地主階級背景而屢受衝擊，於是移居香港。同年，錢穆、唐君毅等大儒南下籌辦新亞書院，1956年，丁衍庸獲邀執教新亞書院藝術系，自此展開了在新亞二十多年的執教生涯；隨著新亞書院於1963年與崇基書院、聯合書院合併成香港中文大學，丁衍庸亦被視為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之創辦人，至今依然被尊稱為「丁公」。丁公當年孑然來港，固然是人生高峰之轉折，另一方面亦是修為突破的關口，使他在苦心孤詣中更上層樓，達至油畫、書畫、璽印兼善的成就，本季日現代亞洲藝術日拍，即以其《靜物瓶花》（拍品編號5014）為封面，以對這位在創作和教育都成就斐然的一代宗師致敬。

《靜物瓶花》：色彩裡的情感

丁衍庸在藝術上之特徵，首推其色彩與線條之力量。丁衍庸在東京藝術學校時期雖然接受學院主義和印象主義訓練，卻已經心儀自油活潑的野獸主義。野獸主義強調解放色彩，強調色彩本身的情感，不再汲汲於模擬現實，也就是說，色彩是主觀性的「表現」（expression），而非客觀性的「再現」（representation），有利於抒展藝術家的個性，此一觀念對於丁公創作帶來重大影響。《靜物瓶花》之主題，源自西方繪畫傳統之「靜物」，靜物在法語稱為「nature morte」，意即「無生命的自然」，在西方長久的繪畫發展上，是專門研究再現物象的技巧之主題；然而在丁公筆下，本作宗旨不但不在於重現眼前所見，更旨在靜中寫動，盛開的四株芍藥花安插於透明的玻璃花瓶，其生機洋溢、其朝氣勃現，端的是一派盛夏氣息撲面而來；在背景的鉻黃襯托下，橘紅色的花卉明艷如火；安插花卉的玻璃花瓶剔透如水，富於透明感，其對光線的折射更提升了畫面亮度。藝術家以簡馭繁，憑藉簡單有力的色彩語言，即交代了季節、時間、天氣甚至情感，其前具象、後抽象的構圖，亦可見中國藝術「虛實相生」的構圖哲學。

然而，丁公並非純粹的西方藝術的移植者。自從歸國執教以來，他省悟到現代主義必須結合中國藝術和民族文化，正如決瀾社成員倪貽德在二、三○年代形容丁公：「竭力在線條上做功夫的，在每幅畫上，都有著奔放的線條，帶著中國畫的傾向」；丁公在1928年回到廣州，除了執教廣州市立美專，亦著手籌備廣州市立博物館，這使藝術家有大量機會接觸傳統書畫和璽印篆刻。以中國書法線條呈現油畫色彩，以西方油彩演繹水墨神韻，是丁公「中西合璧」的重要途徑。在《靜物瓶花》之中，即可見藝術家在線條之中凝聚的力度、揮灑的速度：花卉部份的線條短促而恣意，強調了花卉欣欣向榮的生命力，桌布上的橫條紋飾，則凝重渾樸，線條筆直而力度輕重變化有致，可見腕底工夫之嫻熟。丁公自從移居香港以後，長年孑然一身，生活上之困頓亦是早年所未有，然而面對命運的挑戰，其作品依然綻放生命的熱情，《靜物瓶花》即透現藝術家這種積極強靭的個性。

《蛙戲》：簡約精神，寫意風尚

丁公除了將國畫技法融入油畫，更自歸國以來投身水墨創作，1946年六月，巴黎賽努奇博物館舉行「中國當代繪畫展覽」，丁衍庸即以水墨作品「蕉蛙圖」參展，並被該博物館收藏。本次上拍的丁公水墨作品《蛙戲》（拍品編號5015），即同樣以蛙為題。丁公的水墨作品，一方面秉承國畫大寫意之風，逸筆草草，得意忘形，著重以最簡練的筆法，捕捉物象神韻。本作的物象安排從右至左為蘭、石、竹、蛙，其視覺與時序上的推移，配合國畫橫軸的展卷形式，甚有一步一景之趣，石頭瘦漏皺透，雙蛙誇張變形，頗得明末八大山人主觀性強烈的造型旨趣。《靜物瓶花》與《蛙戲》均為周淑文女士舊藏。周女士為丁衍庸女弟子，1970年起跟隨丁公學畫，時年十九歲，深得丁公厚愛，多次獲丁公贈畫，周女士丈夫李兆之則為趙少昂弟子，在《蛙戲》之上，即可見丁公為周女士之題款，足見恩師情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