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米羅

阿爾伯托與安妮特·賈柯梅蒂，巴黎（藝術家饋贈）
安妮特·賈柯梅蒂故藏，巴黎
阿爾伯托與安妮特·賈柯梅蒂基金會（受上述收藏遺贈）

雅格·杜潘，《胡安·米羅生平與作品》，倫敦，1962年，品號867，第565頁載圖
蓋伊·偉林，《米羅》，巴黎，1984年，品號213，第158頁載圖
雅格·杜潘與阿里安·勒龍·梅諾，《胡安·米羅專題目錄：繪畫》，巴黎，2001年，第III冊，品號981，第243頁載彩圖

The canvas is unlined and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retouching under ultra-violet light. This work is in very good, original condition. Colours: Overall fairly accurate in the printed catalogue illustration, although slightly brighter in the 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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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作精美遒勁，見證胡安·米羅與阿爾伯托·賈柯梅蒂這兩位二十世紀傑出藝術家的真摯友誼。《繪畫》不僅呈現米羅鍾情的符號和象徵，也有敘述成分，充滿情感、韻律和豐富的創意。此作既有詩情畫意，也有果斷的抽象與複雜的符號，在當時的前衛藝術運動中相當革新。此畫是米羅獻給阿爾伯托與其妻子安妮特的作品，而他也把1954年的同系列作品送給各個好友和支持者，包括畫廊主寶勒與亞德里安·麥格夫婦、胡安·普拉茨和路易·克雷尤。

畫中令人神往的深藍背景與其1920年代末的「夢境繪畫」（圖2）一致。1925年，米羅開始了一個全新的繪畫系列，摒棄以往具象的表達手法，專注創造新的視覺語言。這時期作品的另一標誌性特點是畫中總會有一、兩種尤其明亮的色彩，在《繪畫- 詩歌》中，米羅指出藍色是他夢境中的顏色。因此「夢境繪畫」中的藍色是這一時期作品至關重要的元素，甚至對馬克·羅斯科和伊夫·克萊因等下一代藝術家也影響深刻。伊莎貝爾·莫諾·方譚寫道：「藍色（米羅稱其為 azul，是從阿拉伯語衍生的西班牙語）通常與靈性有關，像是蘊藏著來自上天的甜美耳語，如同馬拉美筆下的《Azure》（伊莎貝爾·莫諾·方譚，《胡安·米羅，1917-1934年》（展覽圖錄），國立現代藝術博物館，巴黎，2004年，第71頁）。

此作彰顯圖像的表達力量，由米羅多年研煉的符號和象徵組成。雅格·杜潘談及米羅1952-54年的作品時寫道：「如果去研究這些造形、佈局和構圖，去嘗試解釋當中的韻律和色彩安排，都將是徒勞。因為藝術家沒有去『詳盡闡述』，而是讓我們直接面對純粹的創意行為，無法通過我們熟知的途徑研究。然而呈現出的造形並非隨意為之，也不是自動生成，它們不曾脫離米羅的符號和象徵等視覺詞彙，自然流露，並無加以雕琢，而是刻意簡化，因此越發動人，能量收放自如，符號成為通往這個隱蔽力量的唯一橋樑，使它不至消失散去。（雅格·杜潘，《米羅》，巴塞羅那與紐約，1993年，第294頁）

在米羅最成功的畫幅中，抽象與圖像符號間的平衡往往恰到好處，畫中總是充滿活力和動態，而非靜止呆滯，其好友亞歷山大·考爾德便注意到這一點，考爾德的「動態」及「靜態」雕塑（圖3）與米羅的藝術理念相通，同樣十分關注瞬息的構圖。此外，每件作品都經歷了不斷的即興嘗試，因此不可確切地冠以某個標準來做出解釋。米羅在1954年繪畫此作之時，已經掌握了抽象表現主義的美學理念和新技法。他於1947年在紐約首次看到他們的作品，其後回憶起那次的經歷就像是「在心窩的一擊」。包括傑克森·波拉克（圖4）在內的不少年輕一代藝術家都視米羅為他們不羈作品的靈感來源。此番奉承讓米羅既喜又驚，甚至不知該如何去理解。在1951年3月米羅與拉斐爾·桑杜斯·托洛艾拉的對話中，他為年輕一代畫家提出建議，通過這番話，我們也可略為體會到米羅創作此畫背後的動機，以及他本人對抽象的理解：「『想要有所成就的人必須遠離顯而易見的事實，放下任何藝術的繁文縟節，因為那完全沒有靈性可言。如果用盡一輩子時間就是為了捕捉瓶子上的一抹高光，豈不是荒唐至極？如果這就是繪畫，那麼它根本不值得你去費心思。』托洛艾拉繼而問道：『抽象藝術又如何呢？』米羅回答：『不，那不是為了達到精神自由，你不會從公式化藝術中得到一絲一毫的自由，只有當你為它付出，為它奮鬥，你才會得到自由』」（錄於M. 洛威爾，《胡安·米羅，文章及訪談選集》，波士頓，1986年，第226頁）

米羅在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初的作品不乏對抽象藝術新潮流作出的回應，以美國抽象表現主義藝術家們為例，他們十分崇尚米羅，但如果比較他們的作品也恰恰反應出米羅對自己藝術追求的堅持。米羅在1940年代末曾說：「對我來說，造形永遠不是完全抽象的… 它總有一個象徵，可能是人、鳥或是其他東西。我繪畫從來不是為了有『形』而畫『形』」（錄於上述文獻，第207頁）。這次呈獻的作品便包含了奇幻的身軀、張開的嘴巴和伸展的四肢等經典元素，見證米羅對符號的專注。雖然畫作的整體構圖充滿抽象表現藝術的動力，但細心繪成的星星、落點精準的顏料和半具象的色塊都依然保持米羅從1920年代起開始沿用的抒情象徵主義風格，並在其整個藝術生涯貫徹始終。

《繪畫》是米羅送給賈柯梅蒂夫婦的禮物，繼而傳至巴黎阿爾伯托與安妮特·賈柯梅蒂基金會，賈柯梅蒂曾稱讚米羅藝術中難以仿效的特質：「對我而言，這是最大的解放，我從未見過比這更輕盈歡快、更抽離現實的藝術，它簡直是完美的。米羅畫的每一點都一定是在最合適的位置，他完完全全掌握繪畫，在畫布上留下三點顏色就能形成一幅畫」（錄於《胡安·米羅，1917-1934年》（展覽圖錄），國立現代藝術博物館，巴黎，2004年，第212頁）

此作已被申請於2015年10月至2016年1月在荷蘭阿姆斯特爾芬 COBRA 現代藝術博物館參展「米羅與 COBRA：實驗的喜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