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88
清十八世紀 御製絳色緙絲八吉祥繡金龍紋吉服袍
描述
- silk
來源
紐約蘇富比2004年9月22/23日，編號163
Condition
"In response to your inquiry, we are pleased to provide you with a general report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property described above. Since we are not professional conservators or restorers, we urge you to consult with a restorer or conservator of your choice who will be better able to provide a detailed, professional report. Prospective buyers should inspect each lot to satisfy themselves as to condition and must understand that any statement made by Sotheby's is merely a subjective, qualified opinion. Prospective buyers should also refer to any Important Notices regarding this sale, which are printed in the Sale Catalogue.
NOTWITHSTANDING THIS REPORT OR ANY DISCUSSIONS CONCERNING A LOT, ALL LOTS ARE OFFERED AND SOLD AS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DITIONS OF BUSINESS PRINTED IN THE SALE CATALOGUE."
拍品資料及來源
John E. Vollmer
龍袍乃清代服飾之核心，不僅廣為保存珍藏、作為展覽主題，其背後之社會及文化含意，甚至斷代紀年，亦為無數學術著作探討之重心。於禮制、宗教以及政治上，龍袍均象徵皇室朝廷，代表社會上的至高權力，唯有權高位重者，才能穿著如此禮服。
滿清自入關以來，為統御漢族，力求營造出強盛形象，服飾象徵滿族之順天應人、傳承久遠，乃穩固政權的重要工具。十六世紀初，為證其歷史正統性，滿人編造祖靈神話，且發展一套獨特之服冠制度。清崇德元年（1636），太宗愛新覺羅．皇太極示其族人，應捨漢服以保滿州騎射文化之歷史傳統 1，順治七年（1650），皇帝頒發一道關乎滿服階級制度之聖旨，亦作同義。2 滿服之獨特形制，為其民族與文化定位，並進而變成全國人民穿著之服飾。
滿清龍袍之形制可回溯自前朝皇服，十世紀以降，龍紋成為帝皇服飾的裝飾。3 明末，為分散日漸強大的女真族勢力，曾冊封部分部落可汗，並允其穿著龍紋綢緞之權利 4，然此策略終歸失敗。滿清於1644年攻入紫禁城時，新政權已組織完備，而龍紋袍服亦助於扭轉滿人的異族形象，促使中原漢族認同其為正統王朝。
最早賞賜滿州之龍紋綢緞，是在素地上飾以繁密的龍紋，巧成對比，而此風格一直影響着清朝吉服袍的結構及紋飾裝飾。政權穩定之後，清廷很快便採用了明朝晚期甚為流行的紋飾，在綢緞上滿飾龍紋，形成了新一類的半正式冠服。此設計強調了在皇帝的統治下江山統一，因而慢慢演變成為清朝龍袍。
龍袍又稱吉服，主要用於重要吉慶節日，宣揚大清皇權及勢力。龍袍以數種織品及章紋構成：扣絆、右大襟、長窄袖筒前段接異色綢緞，作馬蹄袖端，男服制前後開衩，女服制則開衩於側面，類同騎服。此外，並著吉服冠、吉服褂、披領、吉服珠、及吉服帶上的荷包、佩帉、掛刀、火鐮盒、及牙籤筒。
清代早期龍袍依循明制，全袍只綴單或雙龍 5，直至十八世紀初，始以九龍紋飾之。前胸、後背及雙肩飾正龍各一，身著龍袍立於南北座向的紫禁城時，四龍即代表國土四方；下擺前後飾行龍各二，意指東北、東南、西北、西南方；裏襟飾正龍一條，不為外露。紋飾之配置呈現孔子稱揚的「井田」土地分配制度 6，由「井」字劃分的九個地塊，環繞的八個地塊守護中心地塊，四方東西南北地塊屬第一道防禦線，而角落四方則屬第二道防線，共同抵禦外力。三三成九，數字「九」於中國傳統中意義非凡，並與帝王淵源深遠：朝廷以九品中正制管理，皇帝給予功臣之賞賜稱九錫，處罰罪臣死罪抄家，則為株連九族。
此次拍賣中有二件康熙時期龍袍，其紋飾設計深受明式風格影響，緞繡金龍大小不同，或張牙舞爪正對觀者，或以正側角度游雲飛翔，整體氣勢萬千。正如是次拍賣所見之粉紅緞繡彩雲金蠎紋吉服袍（圖一，編號3090），祥龍迎面騰飛，凌厲雄健。傳世品中約有二、三十件同類袍服，分別存於數間國際級博物館，首見於 Alan Priest 專著，並定年為康熙時期 7，其織錦皆作相同織法，且多數可見相同紋飾，然繡工品質不一，顯示當時聘用不同繡局或繡工以製袍服。除個別袍服不同之處，其所使用的絲綢品質精美，可媲美十八世紀早期清宮使用之飾布。於此，不論其底色為何，且所有袍服均作男制，Priest 通稱為后妃吉服，而此式單層龍袍之造型與紋飾，皆反映出明代宮廷風格。
此批袍服之用途雖未明，這次拍賣之石青緞繡彩雲雜寶金蠎紋吉服袍（圖二，編號3087）及波士頓美術館所藏例之襯裡皆鈐戲班印章 8，顯示其應為戲曲所製，或於流傳歷史中曾登戲臺。這些綢緞織造方式一致，但因在不同的作坊織造而質量有異。不管織坊各有特色，這些高質量的綢緞可媲美十八世紀初清宮內務府為皇帝特製的陳設品和紡織品。
龍袍之製作與紋飾，於十八世紀時有極大轉變。雍正時，袖口、服領、前襟上緣常與袍地作對比顏色，正面及半側面龍紋的尺寸更顯一致，袍面佈滿祥雲紋，間綴蝙蝠、八吉祥等祥瑞紋飾，如同此次拍賣的乾隆明黃緞緙絲十二紋章繡金龍紋吉服袍（圖五，編號3086）。
於十八世紀下半葉，龍袍之紋飾更現繁複多采，蘊含豐沛象徵涵意。石青地上繡四合如意紋為地，寓意四方如意（圖四，編號3085），紋飾以龍紋及五色雲紋為主軸，間綴祥蝠、十二花卉、暗八仙紋等，前襟下緣作立水紋，於穿著朝褂時外顯，更顯衣著層次。
朝褂於1760年間納入朝服儀制，為滿清服制之新品類，於男服為深藍色前開式長度至膝，露出下層袍服之下緣，或袖長及腕，露出龍袍之袖沿及馬蹄袖口，龍袍前袖常作不同色彩可能為搭配朝褂之因。自皇帝至低階官員皆配有相應紋章，稱之補子，綴於胸前及後背，以示官階地位。
補子紋章依照皇室成員之身分地位而有所不同，五爪龍紋僅限用於皇帝之禮服龍袍，五爪蟒紋造型與龍紋相似，為皇子、親王、親王世子與郡王之紋章。四爪蟒紋則為皇孫、皇曾孫、皇太孫，以及三品親王至七品侯伯所用。八品、九品與以下之皇室成員，雖不佩龍紋補子，所著龍袍仍飾五爪蟒紋。9
乾隆十三年（1748）由莊親王允祿率五院，會同翰林院士、四位畫師，奉敕編纂清宮服制，依循中國歷代修編前朝禮制之傳統，審視過去之服制，並歸納發展出宮廷冠服禮制的一套規範。歷時超過十年，《皇朝禮器圖式》完成於乾隆二十四年（1759），木刻本印於乾隆三十一年（1766），其中鉅細靡遺記載天子所詔之各項服制規範。10
此本詳錄冠服儀制，其中雲龍飛騰於江崖海水上之紋飾，儼已變成通世象徵滿清皇權之圖騰，並記載一新式冠服，稱為吉服，其中皇帝所著之吉服需飾「十二章紋」。
歷史上十二章紋僅限於皇帝所用，源自漢朝，象徵帝王於天地間之地位。雖然傳統漢族祭祀朝冠，已於順治八年（1651），為順治帝所棄 11，十二章紋卻於十八世紀時逐漸被納入清代宮廷服飾。12
《皇朝禮器圖式》之編纂確立十二章紋應飾於皇帝之禮服與吉服，以示重要場合上應對的朝臣使節。不同於傳統漢服，於此十二章紋飾分作上、下二部配置，上部為八章，首四章為：日、月、星、山，分別綴於前胸、後背、雙肩，象徵每年皇帝親祭之天與地，其對應方位為：天於南、日於東、月於西、地於北（「山」象徵地），於吉服之方位亦同。
下四章則飾於腰上方，前為黻，兩弓相背形，及黼，斧形，背面相應位置則為雙龍、華蟲，後者常作雉鳥形。此四章象徵四大節氣，黻取回歸之意，與冬至相通，對角為象徵夏至之雙龍。黼及華蟲亦作對角，黼意指帝王操縱生死之權力，同秋分之意，乃秋決行刑之時，華蟲則象徵春分，與春末夜空之朱雀星辰相聯。末四章綴於吉服下襬，前為宗彝、藻，後為米、火焰，與金、木、水、火、土，五行相通 13，並呼應上方章紋。宗彝作於黼下，皆與秋分相通。藻象徵水行與冬至、黻相應。米象徵春日與木行，與華蟲、春分相應。火焰為火行，與雙龍、夏至相通。14 吉服頸背處作山紋，象徵土行，亦為四方之中心，皇帝之於天地間則如孟子所曰：「蒞中國而撫四夷也。」15
此次拍賣之乾隆明黃緞緙絲十二紋章繡金龍紋吉服袍（圖五，編號3086），於袍身黃、藍、紅、金色調上以飽和色彩強調十二章紋，及紅蝙蝠紋、藍紅壽字紋，下襟立水紋則作五色，如《皇朝禮器圖式》所定，展乾隆晚期之風。
嘉慶年間，承乾隆初啟之風，見有藍緞金銀線繡飾龍袍（圖六，編號3089），根據當時服制規定，此應為祭祀場合而製。於每年不同節氣吉慶，皇帝須穿著相應色彩之龍袍，至紫禁城外的祭壇舉行祭祀。冬至時，皇帝著藍地龍袍至天壇祭祀，春日至祈年殿祈求豐年，夏日則祈雨。祭典前須齋戒三天 16，並穿著與祭服同色之吉服。此次拍賣之藍地金銀線繡十二紋章龍紋吉服袍，有絲緞內襯，原應為春日祈年殿祭祀前齋戒之穿著。
直至清末《皇朝禮器圖式》仍為宮廷服儀之準則，這次拍賣的光緒藍緞繡暗八仙雲蝠八吉祥金蠎紋吉服袍（圖七，編號3091），有別於其他龍袍，或非造辦處所製，而是出自民間繡局之手。其立水紋以筆直斜角構成，不作波狀曲線，袍面飾以祥蝠托「卍」字，象徵福田無盡，還有仙鶴及金色壽字紋，喻意高壽益年。且綴有暗八仙紋，錯落其上，部分為側邊縫線微掩。藍乃大清之色，因此適宜作為皇室成員的龍袍之色，並飾雲龍逐珠紋於其上，皇帝之龍袍則作火珠於雲龍掌中。
滿清末年，國境之內無論漢、滿、或其他族群之服飾，均作滿式前衽及扣絆，相對地，漢式審美亦深深影響滿族袍服的設計，龍袍可說是代表整體中國文化之精髓。而滿清得以征服北亞，進而成功統治廣大的明代中原帝國，得自於其果斷決策統一軍力以應戰。
為與國境內為數眾多的漢族分庭抗衡，滿清皇族著力扶持其他不同民族，如蒙古、朝鮮、及東北遼寧之漢人，後來甚至包括中亞、新疆回族、藏族、北亞民族、及漢族之少數民族等，皆為大清管轄。十八世紀時，清帝國已成為歷史上疆域最大的皇朝。
滿清雖亡於1911年，其國風與民情卻隨著龍袍遺存至今，持續影響著二十一世紀人們對於中國的認知與理解。
1 宗鳳英，《Unpublished lecture given at Christie’s New York》，2008年3月17日。
2 不少學者認為據此可解釋為何清初君主袍服不飾十二章紋，詳見 Schuyler V.R. Cammann，《China’s Dragon Robes》，紐約，1952年，頁87。《世祖章皇帝實錄》，54.18b，錄於 Wakeman，《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柏克萊，1975年，卷2，頁75。
3 屈志仁及 Anne E. Wardwell，《When Silk was Gold: Central Asian and Chinese Textiles》，紐約，1997年，頁116-117。
4吳柏森、李國祥及楊昶，《明實錄類纂》，武漢市，1992年，12.14b及36.5b，錄於Cammann，前述出處，頁23-24。
5 John E. Vollmer，《Ruling from the Dragon Throne: Costume of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柏克萊，2002年，頁94-96。
6 孟子（公元前372-289）有關「井田」之論說，見於《孟子．滕文公上》，英語翻譯可參閱 James Legge 譯，《The Confucian Classics》，香港，1960年，卷2，頁243-245。歷史背景，請見許倬雲，〈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Loewe、Michael 及 Edward L. Shaughnessy 編，第二版，劍橋，1999年，頁576-580。井田制與滿清宮廷服飾之關聯，見 Vollmer，前述出處，頁103-107。
7 Alan Priest，《Costumes from the Forbidden City》，紐約，1945年，頁6-9。
8 波士頓美術館藏袍（館藏編號：02.48），飾淡藍地緞繡彩雲金蠎紋，與馬蹄袖之深色對比鮮明，年代應較晚。該品連同另外五件袍服，據稱乃出自滿清皇家齋堂，屬乾隆年代。後由山中商會自中國購下，再轉入博物館藏。
9 御製袍上龍蠎之辯，討論集中於對二字之理解，但至今仍未有定論，容易混淆。五爪為龍，唯有皇室至尊者可用，其他成員僅可用蠎紋。蠎，一般四爪，但如皇子等貴戚高吏，也可穿五爪之蠎，使龍蠎之分含糊不清，詳見 Cammann，前述出處，頁15、17、31-2，以及宗鳳英，《朝天錦繡：昇雯閣藏明清宮廷服飾》，香港，2008年，頁1-9。
10 Margaret Medley，《The Illustrated Regulations for Ceremonial Parphernalia of the Ch’ing Dynasty》，倫敦，1982年。Gary Dickinson 及 Linda Wrigglesworth，《Imperial Wardrobe》，柏克萊，2002年，頁14-30。
11 見註2。
12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館藏編號：故45187），見嚴勇及房宏俊，《天朝衣冠：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宮廷服飾精品展》，北京，2008年，編號28，頁52-53。
13 何丙鬱，《理、氣、數：中國科學和文明概要》，紐約，2000年，頁16。
14 論述取材自 Jacqueline Simcox 著作，錄於 John E. Vollmer 及 Jacqueline Simcox，《Emblems of Empire: Selections from the Mactaggart Art Collection》，Edmonton，2009年，頁9-10、21。
15孟子，《孟子》，載於《The Chinese Classics II: The Works of Mencius》， James Legge 譯，牛津，1893-95年（重印，紐約，1970年），第7冊，節XXV.7，頁482。
16 嚴勇及房宏俊，前述出處，編號18，頁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