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 到影視作品影響，我們總認為皇帝的一切都與龍有關、服裝總會有滿滿的龍紋。事實上，龍與皇帝的連結雖早，但真正大量且普遍地使用龍紋裝飾卻晚得多，有趣的是，皇帝們又為什麼要進一步強化這種連結呢？
雖然考古學家關於中國究竟何時有龍的爭論至今未歇，但龍與皇權連結卻早在皇帝制度出現後不久就已經開始，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高祖本紀〉中紀錄了一段荒誕不經的故事，說漢高祖劉邦的母親某天在野地裡休息時，當時可能將下雷雨，劉邦之父去尋找妻子時，看見她身上盤據著一尾蛟龍，而後就生了「隆準而龍顏」的劉邦。雖然誰都知道這是個抬高劉邦身分的神話，但龍與皇帝之間的關係就此展開。
然而，究竟龍有幾種？生得什麼模樣？在文獻中卻莫衷一是，但統估來說，從《周易》以降，龍可以翱翔於天、在雲中穿梭來往，又或者蟄伏於水深之處，靜待時機。隨著佛教傳入中國後，將「龍王」的概念一同帶入，經過傳奇小說的各種渲染，龍能行雲布雨、甚至職掌湖海江河的想法，也逐漸深入人心。
這些都是人們心中對於龍的想像與崇拜，將龍裝飾在器物、壁畫或者織物上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我們可以說，在宋代之前，龍紋並非由皇室獨占、而皇室器物未必充斥龍紋。但在法門寺地宮由唐皇室奉獻的金銀寶函上，出現了龍在雲中盤旋的形象，不過寶函內盛裝的是佛骨舍利，其他寶函上的花紋也都與佛教有關，這應該也是出自於佛教的影響。
到了宋元時代，雖然龍紋仍非皇室獨占，皇帝的袍服中，龍也不是主角，但在《宋史》的列傳中曾紀錄宋太祖將「真珠盤龍衣」賜給臣下，而晚一點的紀錄中，則提及「戲龍羅」這樣織品「唯供御服」，顯然只屬皇帝所有，在南宋時代提及靖康之難時，也有紀錄提到金人脫去徽欽二帝的「龍衣」。綜合看來，雖然宋代留下的皇帝畫像也未必身穿龍袍，但可能在日常時候，皇室已經開始以龍紋裝飾，只可惜器物上能看到的證據也極其稀少。到了蒙元時代，皇帝本人身穿龍紋或者使用龍紋器物的文字紀錄並不常見，少數的圖像證據是《元世祖出獵圖》中，皇帝穿著紅色的龍紋袍服。
到了明代，或許是繼承了元代對於龍紋的設計，我們可以看見龍紋大量出現在皇帝的袍服上，龍紋的型態、樣式、色彩、技術也有更明顯的時代變化，甚至在明代畫師所描繪的前朝皇帝畫像中，也想當然爾地替他們加上龍紋。龍成為皇帝所獨有的象徵，似乎也意味著明帝國有意識地強化「真龍天子」的形象。
這樣的形象工程並不僅只在皇帝的服裝，宮禁中使用的器皿也顯然受到了影響，從中國的瓷器史看來，仁厚溫和的宣德皇帝（1399-1435）統治期間所燒製的青花瓷器中，大量地使用了龍紋作為裝飾，但紋樣的流行必然有其傳承，雖然唐宋以降的瓷器中已有龍紋式樣，不過更直接的連結，顯然來自於宣德皇帝的祖父、明成祖永樂皇帝（1360-1424）。
眾所周知，永樂皇帝在靖難之變奪取了侄子的江山後，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對於中國史的影響極其深遠，史書中的形象也是霸氣十足，但他對於器皿的要求，卻顯示了這位霸主的另一面向，《實錄》記載，他拒絕了他國的玉碗，因為：「朕朝夕所用中國瓷器，潔素瑩然，甚適於心，不必此也。」這段話雖有誇耀國力的意味，但也顯示了永樂皇帝內心的清明剔透。傳世的永樂瓷器並不算多，但蘇富比今年春拍的永樂御製青花雲龍執壺，瑩潤細膩的透明釉，襯托著昂揚有力的五爪雲龍，似乎也顯示了這位皇帝內在與外顯的兩種性格，也開啟了龍紋在中國瓷器史上的全盛時代。
從明到清，御窯的燒製技術越顯純熟，不過來自於關外的滿清皇帝們也不再滿足於既有的圖樣，除了仿效明代的式樣，他們也期待看到更多可以標示出時代特色的紋樣與技術。康雍乾三代同樣醉心於瓷器，但向來給人嚴肅冷酷形象的雍正皇帝卻對瓷器格外有耐心，他同意了唐英改善瓷工生活的方案，也不計較燒瓷所需的龐大經費，對於製出好瓷的匠人也不吝重賞，看來十分寬容，但他絕不是可以隨意糊弄的主子，因為他事必躬親，仔細地溝通自己的想法，並再三確認所有的細節，蘇富比春拍的「雍正胭脂紅琺瑯彩逐珠雲龍紋玉壺春瓶」是少數有非常明確批奏往復脈絡的器物，雍正對於試做期間的所有細節都仔細地要求，不管是器物本身的小瑕疵、龍身過細、龍髮不夠長、龍尾過於模糊……等指示都極其明確，顯示了雍正追求完美的性格，即便此時他的健康已大不如前，在春瓶完成後不久便猝然駕崩，但春瓶上朝氣蓬勃的胭脂紅雲龍紋，似乎也是皇帝映照自身的表現。
龍與皇帝們的連結，直到末代皇帝才正式告終，但這些器物上留存的龍紋，除了是天子威儀的展示之外，也顯示了皇帝們意欲彰顯於世、於後人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