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藝術史中，部份藝術家與政治社會亦有著唇齒相依的關係。畢加索的 《格爾尼卡》是當中最為著名的例子。此充滿愛國情壞的立體主義作品，是藝術家受西班牙政府妥託而創作的，以灰色為主調，描繪了被納粹德國炮轟重創的格爾尼卡城，並以流血的馬、站立的牛、戰死的士兵及女性為象徵符號重構西班牙的抗爭精神。這張長達7米8的巨作，創作歷時35日並於一九三七年代表西班於巴黎博覽會中展出，一時轟動。
一個美國藝術家，一個中國政治領袖，在1972年交會在一起，成就了波普藝術大師安迪沃荷的《毛主席》系列。1972至1973年間，他以五種畫幅尺寸創作了199幅《毛主席》畫作。安迪沃荷以大膽的色彩重新以印刷版畫形式，把世界名人重新造像。《毛主席》系列源起於時任美國總統尼克遜於1972年訪華，展開全面的外交關係，在美國形成了中國熱，安迪沃荷成功把毛主席從歷史政局中獨立出來，形成一個令人難忘的視覺符號。系列成為藝術家暢銷系列，體現出當時波普藝術對社會政治的調戲，盡得波普藝術精髓。
到近年，街頭藝術重新興起，其中一個主要因素是當中反精英的傾向。街頭藝術家的素材往往取材自政治社會，而大部份更與主流意識形態對著幹。街頭藝術家沒有學術背景包袱，題材直接取材自社會政治，其中英國的Banksy是此中的代表。Banksy九十年代開始於布里斯托（Bristol）發表街頭塗鴉，歷年來，Banksy不少作直接以政治社會為題，包括2005年的《怒火，拋花的人》，此作創作於耶路撒冷，以鮮花代替手榴彈，於戰火不斷的地區，傳遞著和平的訊息。
在亞洲的彼邦，政治題材對中國藝術家一直具有非常獨特的位置。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讓不同西方思潮同時湧入中國，中國藝術家對紛陳的西方藝術語言趨之若騖，其中，王廣義為首的理性繪畫開創了反偶像的感性崇拜，他的《Mao AO》以黑色格線覆蓋著毛澤東的肖像是八十年代最為重要的政治題材作品。
告別理想的八十年代，九十年是百花齊放的年代，中國藝術家在受邀海外展覽的趨勢下，發現政治及社會題材讓他們建立起其身份，其中以西方波普藝術手法拼貼中國政治符號的「政治波普」最受注目，於西方刮起強勁的中國風。方力鈞是此中的先鋒，1993年，紐約時報週報以他的無聊光頭人《第二組No.2》為週報封面，正式為這股於西方刮起中國風揭開序幕。同年，他亦被邀於威尼斯雙年展展出，預示了往後整整十年的中國文化輸出熱。他筆下打呵欠的無聊光頭人是中國在後八九時期的心理寫照，與文學界的王朔，共同成為中國九十年代文化界的代表。與方力鈞同期的劉煒則取材自父親的解放軍軍官形象，以深具表現力的造型手法，及調戲及戲謔的調子，創作了《革命家庭》系列，其精神與方力鈞如出一轍。隨後數年，另一藝術家岳敏君冒起，將這種玩世精神發揚光大，創作了標誌性的大笑臉，成為中國當代的一個重要經典符號。
而八十年代高舉理性主義的王廣義，則於九十年代轉波普藝術手法，將西方資本主義的公司商標與文化大革命的宣傳海報並置，遙遠地與安迪沃荷相呼應，並成功風魔了西方收藏界。同一時間，張曉剛也以文化大革命的照片為素材，以超現實手法，溶入民族記憶，嘗試為一代中國人造像。
同一時間，出身上海的李山及余友涵，由八十代的抽象創作全然轉向政治波普。余友涵溶合了傳統中國民間圖案與毛澤東及革命人物，展現了毛的另一面。李山則把毛主席置於大膽的背景顏色之上，以波普的手法去掉原來主體的歷史意義，其手法與安迪沃荷以世界名人為主題的絲網印刷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亦看到中國藝術家以政治波普與歷史割裂，發展出與八十年代廻異不同的美學。
至於千禧年後紅透西方半邊天的艾未未則以政治積極份子參與身份創作，以藝術作為手段引起廻響，與上述的中國藝術家完全不同，是近年最具影響力的中國藝術家。艾展現了藝術可以改變政治的冀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