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潔的繆斯：畢加索的弗蘭索娃・吉洛肖像

1 943年，在德軍佔領的巴黎，21歲的弗蘭索娃・吉洛和61歲的巴布羅・畢加索在加泰羅尼亞餐廳相遇，當時畢加索將一碗櫻桃送到吉洛和她朋友的餐桌上。吉洛才貌雙全，曾就讀於劍橋大學和索邦大學，彼時正在巴黎舉行她的首次個人畫展，而畢加索仍然和當時的情人、攝影師多拉・瑪爾同居（她即將成爲過去式，而在那個命中注定的夜晚，她也同在加泰羅尼亞餐廳用餐，看起來神色緊張）。初次見面時，吉洛介紹自己是一名畫家，畢加索卻回答道：「這是我聽過的最奇怪的事。長得像你這樣的女孩不可能是畫家。」

朋友和家人忠告吉洛，和畢加索一起會是一場災難，與此同時，戰時巴黎瀰漫著令人窒息的氣氛，在這種緊迫感下，吉洛投身到畢加索的懷抱，開展一段十年的關係。「那是一個蕩然無存的時代，一個死氣沉沉的時刻。那麽，在死去之前，我是否想做點什麼？……那就是——讓我們馬上做點什麼！」吉洛1964年出版了《與畢加索的生活》一書，她把自己與畢加索的關係歸結為「一場我不想避免的災難」，成爲一個爲人樂道的説法。

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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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洛對畢加索作品產生的深遠影響，超越了一個單純的繆斯和伴侶，正如畢加索傳記的作者約翰·理查森承認，「畢加索從她那裡得到的，比她從他那裡得到的更多」，在這段關係中，畢加索創作出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足以説明他與吉洛以及兩個孩子一同生活帶來的喜悅（兩個孩子：克勞德，生於1947年；帕洛瑪，生於1949 年）。吉洛的才智並不亞於畢加索，她用一種超脫而幽默的眼光記錄了兩人生活的起起落落，更加説明了畢加索在神話的面紗下，是一位真正的天才，他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力量，他的創造力帶有強迫性的和顛覆性，就像魔法一樣。

《女子半身像》創作於畢加索與吉洛愛火最熾熱之時，也是畢加索為人生中一位重要女子繪畫極具代表性的肖像。此作在1949年3月24日完成，屬於他當年創作一系列數量有限並廣受垂青的肖像畫之一，他運用像迷宮般的輪廓線和濃豔的寶石色調描繪吉洛，畫中人一臉溫柔安詳。

1943年5月，吉洛認識畢加索時已經是頗具名氣的畫家，年紀比畢加索小40歲。其時，畢加索與超現實藝術家多拉・瑪爾的關係仍然糾纏不清，但即使他未及處理與舊情人的關係，巴黎又陷入戰亂之際，他仍快速決定與吉洛開展長達十年的戀情，而這段關係也對他的創作產生深遠影響。在接下來數年，畢加索將瑪爾描繪得尖削、扭曲、甚至痛苦的肖像，逐漸由他為吉洛繪畫的浪漫肖像取代，而且畫中人一幅比一幅柔和豐滿。他以之前為瑪爾創作豐富多姿的畫作為基礎繪畫吉洛，並加以發展，所以吉洛的肖像保留了他在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初開創、大膽直接的美學風格。

二次大戰結束後，畢加索與吉洛在1946年夏天離開巴黎，前往法國南部，最後定居瓦洛里斯，照顧年幼的子女克勞德和帕洛瑪。畢加索透過越發熱烈溫暖的色彩和愉快豐富的畫面，表達他與吉洛在關係早期熱戀和組織家庭的歡樂。這段時期的畫作和雕塑體現他擺脫戰時動盪蕭條後的盎然活力，絢麗多彩，流露創作自由。在《女子半身像》中，畫面正好佈滿代表這段時期的率意線條，洋溢耳目一新的勃勃生氣。

在兩人交往的早期，畢加索筆下的弗蘭索娃帶著渾然天成的自然形態，他以婀娜多姿的線條和嬌艷欲滴的翠綠色來代表她，這將成爲她在他作品中的主旋律。吉洛像一枝孤傲而待摘的鮮花，氣定神閑而明艷照人的臉龐反映了她在兩人關係中的獨立性，就在兩人交往的最初幾年，畢加索一再懇求她搬過去同居。後來她終於默許了，於1946 年 5 月安頓在他奧古斯丁街的公寓里。畢加索為吉洛創作過不同肖像，卻不斷回歸到那一個春天所創作的形態：橢圓月亮形和花朵形。「我無力改變此事」，他說到，「形式的本身只想以這種方式來代表自己。有時就是這樣。有些形式是强加給畫家的。畫家並沒有選擇這些形式。」

畢加索在1948年創作了肖像畫《坐椅女子》，描繪了懷孕時平靜安詳的吉洛，此作在許多方面象徵了兩人戀愛關係中最美滿的時期。這幅畫在關係的中期創作，於 1948 年的聖誕節完成，吉洛當時懷上了她和畢加索的第二個孩子帕洛瑪，臨近孕中期。這對夫婦從瓦洛里回到巴黎后不久，便開始了一段幸福平和的日子，吉洛憶述到：「那是一段快樂的時光，就如田園詩一般。巴布羅非常周到，大部分時間都很平靜」。畢加索無法容忍女人的瘦弱或苗條，並開始察覺到懷孕對吉洛身體的影響，吉洛回憶說，「我發現他的眼神看起來格外恩慈」。此作中彌漫著一片和諧的感覺，色彩飽滿而沉穩、線條起伏有致、整體佈局均衡，同時，吉洛的嘴角泛起寧靜的淺笑。

對畢加索來說，那是一個忙碌的冬天，他的陶瓷和石版畫創作告一段落，正式重拾畫筆。在吉洛懷孕的第一個月，畢加索離開她去參加樂斯拉夫的和平大會，回來的時候便帶上了一份和解的禮物：一件棕色的波蘭皮衣，內襯是黑綿羊毛，帶著紅、黃、藍三色的民俗綉花裝飾，另外還有一套内襯是白色羊毛的迷你版，給他們的兒子克勞德。在這之後，吉洛身穿波蘭外套的一系列作品便陸續出現，體現了畢加索對綫條表現手法的延續性探索，這種探索可以追溯到他之前為皮耶·雷維第的《死亡之歌》繪製的插圖——對蔓藤花紋的線條進行拓展，大膽運用對比鮮明的色彩，再以黑白貼紙的方式疊加誇張的面孔圖案。那年冬天，吉洛協助了畢加索製作三四幅她的同類肖像，她將圖案複製到畫布上，令畢加索能夠更快地開啓表現形式的探索。

畢加索在這個充實美满的人生階段中還創作了《盤髮髻女子坐像》（1948年），畫中人是懷孕的吉洛，她梳著標誌性的盤髻髮型，穿著波蘭外套。吉洛平靜地和觀眾對視，弗蘭克·埃爾加指出這一類吉洛的肖像「具有聖母瑪麗亞般的外貌，和他幾年前筆下受盡折磨的人物形成鮮明對比」。聖母瑪利亞作為上帝的母親，象徵著純潔和謙卑，常被描繪成登基的天堂女王，以單獨或懷抱孩子耶穌的形式出場。她的圖像成為天主教與東正教教堂尊崇的聖像，在畢加索的故鄉西班牙也不例外，當中有古典大師埃爾・格雷考描繪的聖母肖像。畢加索早年曾拜訪馬德里普拉多博物館，遇見了格雷考的畫作，之後畢加索對其肖像圖案進行借鑒，對他漫長的創作生涯形成持續的影響。畢加索相信母性有助於令他任性的繆斯女神安穩下來，便敦促吉洛和他生孩子。在畢加索筆下，吉洛圍繞著標誌性的綠色，象徵著重生和復興，她的形象將永遠與畢加索的幸福新生活聯繫在一起。

《綠衣女子坐像》完成於畢加索和吉洛關係破裂的前幾個月，它的構圖緊綳，與畢加索幾十年前的立體主義時期風格相呼應，另外此畫有一個不詳的徵兆，畢加索之前也畫過哭泣女人的主題，是關於他的前任伴侶多拉・瑪爾。在早期的描繪中，吉洛擁有美麗的鵝蛋形臉龐，其綫條流暢而柔美，如今卻被棱角分明的尖銳綫條所切割，分解成鋒利而痛苦的碎片。

他們的關係中出現了無可避免的裂痕：吉洛越來越覺察到畢加索的不忠，另一邊廂，畢加索則對他曾經渴望的家庭生活進行猛烈抨擊。對於這對戀人來說，結局在一步一步地靠近，而在最後的時刻不可收拾地爆發：吉洛長期忍受著疲憊不堪的工作，加上分娩后健康情況欠佳，急需醫療護理，而祖母的離世更讓她情緒低落，於是，吉洛告知畢加索，她將帶著兩個孩子回到巴黎。畢加索不願意相信這是真正的結局，他非常憤怒並且拒絕告別，大聲地罵「媽的！」，吉洛和孩子們要乘計程車去車站，當車子到達時，他就氣衝衝地大步踱回房子。後來，他不再死守立場，邀請吉洛在瓦洛里進行騎馬的鬥牛之戰，這是公牛和馬的和解與告別儀式，也象徵著他和吉洛的分離。吉洛同樣以鬥牛來比喻他們十年的生活，將其形容為一場激動人心的「格鬥」——這是一場雙人決鬥，兩個鬥牛士輪流與公牛搏鬥，分別要殺死三四頭公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