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943年,在德軍佔領的巴黎,21歲的弗蘭索娃・吉洛和61歲的巴布羅・畢加索在加泰羅尼亞餐廳相遇,當時畢加索將一碗櫻桃送到吉洛和她朋友的餐桌上。吉洛才貌雙全,曾就讀於劍橋大學和索邦大學,彼時正在巴黎舉行她的首次個人畫展,而畢加索仍然和當時的情人、攝影師多拉・瑪爾同居(她即將成爲過去式,而在那個命中注定的夜晚,她也同在加泰羅尼亞餐廳用餐,看起來神色緊張)。初次見面時,吉洛介紹自己是一名畫家,畢加索卻回答道:「這是我聽過的最奇怪的事。長得像你這樣的女孩不可能是畫家。」
朋友和家人忠告吉洛,和畢加索一起會是一場災難,與此同時,戰時巴黎瀰漫著令人窒息的氣氛,在這種緊迫感下,吉洛投身到畢加索的懷抱,開展一段十年的關係。「那是一個蕩然無存的時代,一個死氣沉沉的時刻。那麽,在死去之前,我是否想做點什麼?……那就是——讓我們馬上做點什麼!」吉洛1964年出版了《與畢加索的生活》一書,她把自己與畢加索的關係歸結為「一場我不想避免的災難」,成爲一個爲人樂道的説法。
吉洛對畢加索作品產生的深遠影響,超越了一個單純的繆斯和伴侶,正如畢加索傳記的作者約翰·理查森承認,「畢加索從她那裡得到的,比她從他那裡得到的更多」,在這段關係中,畢加索創作出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足以説明他與吉洛以及兩個孩子一同生活帶來的喜悅(兩個孩子:克勞德,生於1947年;帕洛瑪,生於1949 年)。吉洛的才智並不亞於畢加索,她用一種超脫而幽默的眼光記錄了兩人生活的起起落落,更加説明了畢加索在神話的面紗下,是一位真正的天才,他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力量,他的創造力帶有強迫性的和顛覆性,就像魔法一樣。
「繪畫不是一種美學上的操作,它是魔法形式的一種,充當我們與這個陌生而敵對的世界之間的調解,它是一種獲取力量的方式,從中塑造了我們的恐懼和慾望。」
女子半身像
《女子半身像》創作於畢加索與吉洛愛火最熾熱之時,也是畢加索為人生中一位重要女子繪畫極具代表性的肖像。此作在1949年3月24日完成,屬於他當年創作一系列數量有限並廣受垂青的肖像畫之一,他運用像迷宮般的輪廓線和濃豔的寶石色調描繪吉洛,畫中人一臉溫柔安詳。
1943年5月,吉洛認識畢加索時已經是頗具名氣的畫家,年紀比畢加索小40歲。其時,畢加索與超現實藝術家多拉・瑪爾的關係仍然糾纏不清,但即使他未及處理與舊情人的關係,巴黎又陷入戰亂之際,他仍快速決定與吉洛開展長達十年的戀情,而這段關係也對他的創作產生深遠影響。在接下來數年,畢加索將瑪爾描繪得尖削、扭曲、甚至痛苦的肖像,逐漸由他為吉洛繪畫的浪漫肖像取代,而且畫中人一幅比一幅柔和豐滿。他以之前為瑪爾創作豐富多姿的畫作為基礎繪畫吉洛,並加以發展,所以吉洛的肖像保留了他在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初開創、大膽直接的美學風格。
二次大戰結束後,畢加索與吉洛在1946年夏天離開巴黎,前往法國南部,最後定居瓦洛里斯,照顧年幼的子女克勞德和帕洛瑪。畢加索透過越發熱烈溫暖的色彩和愉快豐富的畫面,表達他與吉洛在關係早期熱戀和組織家庭的歡樂。這段時期的畫作和雕塑體現他擺脫戰時動盪蕭條後的盎然活力,絢麗多彩,流露創作自由。在《女子半身像》中,畫面正好佈滿代表這段時期的率意線條,洋溢耳目一新的勃勃生氣。
花枝姑娘
在兩人交往的早期,畢加索筆下的弗蘭索娃帶著渾然天成的自然形態,他以婀娜多姿的線條和嬌艷欲滴的翠綠色來代表她,這將成爲她在他作品中的主旋律。吉洛像一枝孤傲而待摘的鮮花,氣定神閑而明艷照人的臉龐反映了她在兩人關係中的獨立性,就在兩人交往的最初幾年,畢加索一再懇求她搬過去同居。後來她終於默許了,於1946 年 5 月安頓在他奧古斯丁街的公寓里。畢加索為吉洛創作過不同肖像,卻不斷回歸到那一個春天所創作的形態:橢圓月亮形和花朵形。「我無力改變此事」,他說到,「形式的本身只想以這種方式來代表自己。有時就是這樣。有些形式是强加給畫家的。畫家並沒有選擇這些形式。」
「我一直想知道怎樣能傳達一個想法,那就是你屬於植物王國,而不是動物王國。必須用這種方式去描繪,我從來沒有對其他人有過這種感受。這很奇怪,不是嗎?不過,我認為這是恰到好處的。它代表了你。」
坐椅女子
畢加索在1948年創作了肖像畫《坐椅女子》,描繪了懷孕時平靜安詳的吉洛,此作在許多方面象徵了兩人戀愛關係中最美滿的時期。這幅畫在關係的中期創作,於 1948 年的聖誕節完成,吉洛當時懷上了她和畢加索的第二個孩子帕洛瑪,臨近孕中期。這對夫婦從瓦洛里回到巴黎后不久,便開始了一段幸福平和的日子,吉洛憶述到:「那是一段快樂的時光,就如田園詩一般。巴布羅非常周到,大部分時間都很平靜」。畢加索無法容忍女人的瘦弱或苗條,並開始察覺到懷孕對吉洛身體的影響,吉洛回憶說,「我發現他的眼神看起來格外恩慈」。此作中彌漫著一片和諧的感覺,色彩飽滿而沉穩、線條起伏有致、整體佈局均衡,同時,吉洛的嘴角泛起寧靜的淺笑。
對畢加索來說,那是一個忙碌的冬天,他的陶瓷和石版畫創作告一段落,正式重拾畫筆。在吉洛懷孕的第一個月,畢加索離開她去參加樂斯拉夫的和平大會,回來的時候便帶上了一份和解的禮物:一件棕色的波蘭皮衣,內襯是黑綿羊毛,帶著紅、黃、藍三色的民俗綉花裝飾,另外還有一套内襯是白色羊毛的迷你版,給他們的兒子克勞德。在這之後,吉洛身穿波蘭外套的一系列作品便陸續出現,體現了畢加索對綫條表現手法的延續性探索,這種探索可以追溯到他之前為皮耶·雷維第的《死亡之歌》繪製的插圖——對蔓藤花紋的線條進行拓展,大膽運用對比鮮明的色彩,再以黑白貼紙的方式疊加誇張的面孔圖案。那年冬天,吉洛協助了畢加索製作三四幅她的同類肖像,她將圖案複製到畫布上,令畢加索能夠更快地開啓表現形式的探索。
畢加索在這個充實美满的人生階段中還創作了《盤髮髻女子坐像》(1948年),畫中人是懷孕的吉洛,她梳著標誌性的盤髻髮型,穿著波蘭外套。吉洛平靜地和觀眾對視,弗蘭克·埃爾加指出這一類吉洛的肖像「具有聖母瑪麗亞般的外貌,和他幾年前筆下受盡折磨的人物形成鮮明對比」。聖母瑪利亞作為上帝的母親,象徵著純潔和謙卑,常被描繪成登基的天堂女王,以單獨或懷抱孩子耶穌的形式出場。她的圖像成為天主教與東正教教堂尊崇的聖像,在畢加索的故鄉西班牙也不例外,當中有古典大師埃爾・格雷考描繪的聖母肖像。畢加索早年曾拜訪馬德里普拉多博物館,遇見了格雷考的畫作,之後畢加索對其肖像圖案進行借鑒,對他漫長的創作生涯形成持續的影響。畢加索相信母性有助於令他任性的繆斯女神安穩下來,便敦促吉洛和他生孩子。在畢加索筆下,吉洛圍繞著標誌性的綠色,象徵著重生和復興,她的形象將永遠與畢加索的幸福新生活聯繫在一起。
綠衣女子坐像
《綠衣女子坐像》完成於畢加索和吉洛關係破裂的前幾個月,它的構圖緊綳,與畢加索幾十年前的立體主義時期風格相呼應,另外此畫有一個不詳的徵兆,畢加索之前也畫過哭泣女人的主題,是關於他的前任伴侶多拉・瑪爾。在早期的描繪中,吉洛擁有美麗的鵝蛋形臉龐,其綫條流暢而柔美,如今卻被棱角分明的尖銳綫條所切割,分解成鋒利而痛苦的碎片。
他們的關係中出現了無可避免的裂痕:吉洛越來越覺察到畢加索的不忠,另一邊廂,畢加索則對他曾經渴望的家庭生活進行猛烈抨擊。對於這對戀人來說,結局在一步一步地靠近,而在最後的時刻不可收拾地爆發:吉洛長期忍受著疲憊不堪的工作,加上分娩后健康情況欠佳,急需醫療護理,而祖母的離世更讓她情緒低落,於是,吉洛告知畢加索,她將帶著兩個孩子回到巴黎。畢加索不願意相信這是真正的結局,他非常憤怒並且拒絕告別,大聲地罵「媽的!」,吉洛和孩子們要乘計程車去車站,當車子到達時,他就氣衝衝地大步踱回房子。後來,他不再死守立場,邀請吉洛在瓦洛里進行騎馬的鬥牛之戰,這是公牛和馬的和解與告別儀式,也象徵著他和吉洛的分離。吉洛同樣以鬥牛來比喻他們十年的生活,將其形容為一場激動人心的「格鬥」——這是一場雙人決鬥,兩個鬥牛士輪流與公牛搏鬥,分別要殺死三四頭公牛:
「在這場『格鬥』中,兩位藝術家並肩工作,承載著相同的挑戰與理想......這個説法還強調了手,以及藝術家伴侶之間必須存在的奇怪情誼,在這種情誼下,模仿絕不能降格為競爭。因此,對畢加索和我之間的故事來説,這似乎是一個恰當的比喻。 [……] 巴布羅和我分開后,即使我們各自的生活中都出現了新的愛情,一種失落感仍然存在。這是一段浩瀚激情的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