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敦煌研究院院長趙聲良：張大千深受敦煌影響

欣 賞蘇富比《無象之象》張大千精品展，我佇足在兩幅敦煌天女作品《香供養天女》和《敦煌盛唐天女》前良久。前者是1942年張大千在敦煌臨摹壁畫時所畫，後者則是他1951年消化了隋唐的色彩與線條後畫風嬗變的精品。張大千當年飛奔黃沙漫漫的敦煌，冒著危險及忍受惡劣的大漠環境，幾乎用盡家財耗時近三年在敦煌閉關臨摹畫作，造成了一次中國畫的「文藝復興」。

當我踏足敦煌莫高窟的石窟，我也特別留意張大千在壁畫留下的痕跡，包括為研究替洞窟編號及題字。

「張大千的臨摹品是有創造性的，後來無論他在畫人物還是山水，都從敦煌藝術當中提取了很多養份。」新任敦煌研究院院長趙聲良如是說。

敦煌教張大千着迷，也令趙聲良大半輩子委身於此，由清澀的小鮮肉到成為銀髮族，依然願意守護這個世界寶藏。趙聲良與敦煌的緣分，由35年前的一張火車票講起……

1984年，20歲的趙聲良從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後，收到父親一封又一封家書，催他回老家雲南。他怕回家後就會改變初衷，索性拖着行李在北京站跳上開往甘肅的火車，頭也不回的飛奔大漠到了荒蕪的莫高窟。

因應香港青年廣場「香港青年敦煌實習計劃2019」，我隨同16位香港實習生來到敦煌，與敦煌研究院成立70年來第5位院長、剛於今年四月上任的趙聲良博士聊他幾十年來的敦煌事業。他已經守護了這個世界罕見的文化遺產三十多年了，未來只要一息尚存，也希望繼續這個艱苦而沉重的任務。

幾十年彈指而過，他沒有後悔昔日年輕就是任性。

「因為沙塵的重量會令石窰崩塌，我到敦煌後要在寒風中爬到石窰頂治沙，零下幾十度呢；屋頂經常會有老鼠跑來跑去，老鼠會從頂上掉下來，有次還鑽到被窩裏面去。那個時候就這樣，條件比較艱苦。」趙聲良侃侃而談初到敦煌的艱苦生活。

他每天跟沙對抗，土房子的地下，是掃不乾淨的沙，他們索性不掃，每天灑點水，讓沙土不要飛揚。

趙聲良記得，冬天的敦煌特別難過。沒有暖氣，來自南方的趙聲良又不懂得燒火爐子，半夜睡覺要頂着冷。「經常早上起來，就發覺鼻子因為呼吸有水汽，整個鼻子都是冰渣子。」因為水管被凍住了，敦煌的冬天長期缺水。趙聲良與同事必須到結了冰的河裏敲冰塊，再拿回房子用鍋把冰燒融化，再拿水來喝。很多時候，敦煌人是喝大泉河的水，就是莫高窟門口的那一條河。「我不是本地人，喝不慣這種咸水，喝了要拉肚子。我到敦煌兩個月天天一直拉肚子，因為那個水刺激腸胃吧，兩個月之後才適應了，有時候到別處出差了，回來又不適應了，又得有一段時間拉肚子，我生活了兩三年之後，喝那個水就沒有問題了。我覺得已經很不錯了，因為老一輩像常書鴻他們，他一輩子喝的都是鹹水，到我們這兒有淡水的時候，他已經不在這兒了。所以他們那個年代是最艱苦的。」

因為水管被凍住了，敦煌的冬天長期缺水。趙聲良與同事必須到結了冰的河裏敲冰塊，再拿回房子用鍋把冰燒融化，再拿水來喝。很多時候，敦煌人是喝大泉河的水，就是莫高窟門口的那一條河。「我不是本地人，喝不慣這種咸水，喝了要拉肚子。我到敦煌兩個月天天一直拉肚子，因為那個水刺激腸胃吧，兩個月之後才適應了，有時候到別處出差了，回來又不適應了，又得有一段時間拉肚子，我生活了兩三年之後，喝那個水就沒有問題了。我覺得已經很不錯了，因為老一輩像常書鴻他們，他一輩子喝的都是鹹水，到我們這兒有淡水的時候，他已經不在這兒了。所以他們那個年代是最艱苦的。」

吃也吃得不好，趙聲良說敦煌的冬天太冷，整個地方都種不出菜來，本地老百姓每天秋天就在家挖一個菜窖，把蔬菜儲存起來，但只有大白菜、蘿蔔還有土豆、洋芋等可以保存，其他蔬菜都保不住。一直到了1986年、1987年的時候，敦煌經濟開始發展，他們冬天才可以買到新鮮的蔬菜。

大學三年級那年，趙聲良從《中國青年報》上看到時任敦煌研究院院長段文傑接受訪問時叫苦：「研究院人才青黃不接，急需大學生來莫高窟工作。」20世紀80年代，日本人常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這句話對中國學者刺激很大。醉心東方文化和唸美術史的趙聲良認為：「敦煌是一個寶庫，所有史料都是第一手的。」熱血的他於是立下要守護敦煌的志願，寫了封信予院長明志。

「我的父母親是非常反對我去的，他們覺得敦煌好荒涼啊！都是沙漠裏，吃什麼呀？喝什麼呀？他們很擔心，就寫信勸我不要去，但是我覺得敦煌這個地方是可以做一番事業的，我也非常堅定地要去敦煌。」趙聲良回憶他那先斬後奏的過去，工作下來再給父親寫信，父親也拿他沒辦法了。

「歡迎你。」趙聲良回憶起時為院長的段文傑的歡迎詞，當時尚未擔任第三任院長的樊錦詩更開了一輛吉普車在大街上接走正迷路的他。到達後他任職《敦煌研究》的雜誌編輯，從此開展了他的敦煌事業，1996年趙聲良赴日進修兩年後，又繼續在日本成城大學攻讀研究生課程，並先後獲得文學碩士學位（美術史專業）和文學博士學位（美術史專業）。

2003年，趙聲良從日本畢業回國重回《敦煌研究》雜誌任編輯部主任。2016年3月，趙聲良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長。

敦煌位於中國西北甘肅省西部，是西漢帝國的西部門戶，也隨絲綢之路的繁榮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鎮，敦煌濃厚的佛教氣氛也造就了石窟的興盛。至今，莫高窟還保存著七百多個洞窟、其中有二千多身彩塑、45000多平方米璧畫，是世界罕見的文化遺產。大量無名畫匠所繪的都成了輝煌藝術，千多年多影響無數藝術家、美術史研究者甚至歷史學家；而那些集建築、雕塑與藝術的石窟，也成為了古人記錄生活的最早的載體，猶如實體博客和IG。

敦煌石窟藝術中包含壁畫、塑像、石窟建築等藝術門類，在壁畫中又有音樂、舞蹈、飛天、佛像、菩薩像、供養人服飾、裝飾圖案等多樣化的內容；有佛經故事、歷史故事等藝術素材；也有壁畫色彩、技法、構圖、佈局等藝術手法。敦煌是文化的寶藏，無數中外藝術創作者從中獲得了靈感和啟發。

1943年敦煌研究院成立以來，共歷四任院長，第一任院長為常書鴻，然後是段文傑、樊錦詩，王旭東於2014年底上任，今年初轉任故宮院長後，便交棒原副院長趙聲良。

趙聲良說，為了保護石窟，各敦煌護法做了很多令人欽佩的事。例如樊錦詩在全國很多地方搞旅遊賺錢之時，堅決頂住這個「思潮」，積極推動通過頒布《莫高窟保護條例》，為莫高窟設置嚴肅的保護機制。例如利用高科技和文物數位化保護技術保護璧畫，製作《千年莫高》和大型球幕電影《夢幻佛宮》，更可以令遊客更了解敦煌事跡，縮短參觀者處身洞窟的時間，減低二氧化碳的侵害。單是85窟的保護工程，一做便將近十年的時間。

大量的遊客來到了莫高窟，釋出二氧化碳會破壞洞窟，壁畫可能就會掉下來，所以經過精密測試後，莫高窟開放的洞窟必須限制旅遊人數，夏天限定每天普通的洞窟參觀人數是六千人。

「我們搞旅遊開放、搞文化弘揚，它就有了基礎，如果保護不好、研究不好，這種開放旅遊都是沒有基礎的。」

趙聲良強調，研究院還要做很多工作。「要讓更多人能夠瞭解敦煌，不要把敦煌看成是一個非常高深的、離我們很遠的童話。其實敦煌的藝術在古代，它是老百姓的藝術，在唐朝，這個佛教的石窟、佛教的寺廟，任何人都是可以進去的，普通老百姓他要瞭解藝術，就是在這個寺廟裏面，就可以瞭解。」

趙聲良續說：「在文藝復興的時代，意大利那些教堂，那都是一流的藝術家在那兒做繪畫的，達芬奇、米開朗基羅，還有拉斐爾，他們最好的作品在教堂—一個普通老百姓都可以進去的地方，他們藝術的水準是老百姓來評價的，我們唐朝也是這樣，唐朝吳道子為什麼那麼有名？就是因為老百姓說他好，他要畫畫的話，好多老百姓去看他，看吳道子畫畫，大家都圍得水泄不通的，他就是畫得好嘛。」

趙聲良看着敦煌改變，當中最大的變化，就是敦煌的旅遊。

「我剛參加工作的時候，基本上中國人不旅遊的，因為那個時候，大家收入都很低，不到外面旅遊，所以敦煌也沒有遊客，零零星星地有一些人，有的是出差經過這裏，有的有什麼工作過來，順便來看看，一年也沒幾個人。現在你看，每年幾十萬、上百萬的人到敦煌來，我們這個地方發展很大的，因為旅遊業發展，經濟就發展了，敦煌的老百姓就富起來了，敦煌隨便賣點什麼東西，敦煌老百姓擺個小攤，賣個紀念品，敦煌人到沙漠裏頭去撿個石頭，都可以賣錢的。所以這個旅遊帶動了敦煌的經濟，敦煌這個小小的城市就成了甘肅省的縣級城市最富的城市，發展起來了。」

敦煌研究院也起了巨大的變化，設立了中國的古遺址保護工程中心，還有土遺址和壁畫的保護研究基地，研究員的人數已超過一百人，特別是跟國外的交流。

「八十年代初期，日本的畫家平山鬱夫（1930~2009）他受敦煌藝術的感動來了很多次，也覺得敦煌研究所的人，條件這麼艱苦，大家堅守在這兒在做研究，他也很感動，所以他決定要幫助我們單位。當時我們院長段文傑先生跟他講，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年輕人培養的問題，我希望能夠培養我們的年輕人。平山先生就跟段先生定下來，每年我們敦煌研究院派兩個人到東京藝術大學去進修，這個費用由日本方面出錢，平山鬱夫自己有個基金會，這個項目一直延續到現在，這都30多年了，我們每年還要派兩個人，每年都在派年輕人。」

後來不僅是日本，敦煌研究院的發展也擴展到美國、加拿大、法國，敦煌不斷派年輕人出去，讓他們學習這種國外的研究方法，跟外國的學者交流，到了九十年代以後，這批人都成了專家。直至1987年，莫高窟成為世界文化遺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常關心敦煌，更多的幫助便出現了，包括用現代科技這種物理、化學等等這些新的方法來保護石窟。

「所以我想，我非常幸運，我正好處在這樣一個變革的階段，趕上不斷發生變化的這個時代。」趙聲良說，近年，敦煌研究所甚至跟阿富汗、吉爾吉斯斯坦簽訂合作協定，派專家去幫他們保護文化遺產，今年他更去了柬埔寨幫助保護洞窟。

過去幾十年，趙聲良每次去羅浮宮、大英博物館，還有艾爾米塔什、大都會博物館都會做筆記，記下自己的遊館心得，也出版過一本寫世界四大博物館的書。從事敦煌藝術與中國美術史研究，他出版的更多，包括《敦煌石窟藝術》、《敦煌石窟全集·山水畫卷》、《敦煌壁畫風景研究》、《中國敦煌壁畫全集·敦煌北涼北魏卷》、《藝苑瑰寶——敦煌壁畫與彩塑》、《飛天藝術——從印度到中國》、《敦煌石窟藝術簡史》等著作。2015年出版了《敦煌石窟藝術簡史》中談及敦煌石窟對研究中國美術史的重要意義。

問趙聲良哪一個洞窟最震撼他？他想也不想便說：第61窟。

「我曾經花了兩年的時間在那兒做研究，由1991年到1993年天天在這個洞窟裏頭待著，然後去調查，裏頭最重要的一個壁畫就是《五臺山圖》，那個圖非常大，13米多長，高度超過了3米，這樣大的一個壁畫，詳詳細細地把五臺山的五個台，裏面大大小小的寺廟都畫出來了，我要去查歷史資料文獻，對照、考察。」

他每天爬着梯子打著一個手電筒，在黑暗中做記錄，有時梯子在搖晃，嚇得他趕緊穩住再下來，把梯子再搬過去。趙聲良也試過廢寢忘餐的做研究和臨摹，到天黑關門也不知道，活活被管理員困在洞窟裡。「我好幾次被人鎖到裡頭，就在裏頭喊人，有時候半天都沒人理，因為那個地方很大，那個年代，我們單位人也不多，所以有時候就得等，我等好長時間，等到看到前面有人過來，趕緊叫喚，然後他們來把這個門打開。」後來，他索性自己帶一個寫着「正在工作中」的紙牌掛在門口，讓外面的人知道他在裏面工作。

趙聲良自小便特別喜歡藝術，還有書法。「當年我曾參加美術考試，考得分數還不錯呢。」看見敦煌美景，時至今日他仍不時忍不住要畫下速寫，他愛敦煌出自一顆赤子之心。

「經過了幾代人七十多年，敦煌研究人員大部分人都是抱著一顆甘於奉獻的精神來到敦煌，物質上面沒有太多的奢望，我們一心在這個地方幹一番事業，也令人生可以得到昇華，我覺得這很有意義。」

最近趙聲良還出版了一本《敦煌舊事》，寫的是從他到敦煌之後的所見所聞，聽到的敦煌老一輩他們的故事，還有他自己的故事。最後，趙聲良引蘇東坡詩再明志。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