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家之選:喜聞過齋的中國玉器

蘇芳淑
圖一 鄧國楨 © 南華早報

和鄧國楨(喜聞過齋主人,圖一)相識於1990年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新展廳的開幕典禮。那時,我剛剛以研究員身份入職美國華盛頓史密森學會的佛利爾、賽克勒博物館,而鄧氏已經是香港英皇御用大律師,亦剛加入香港聞名中外的收藏團體「敏求精舍」。2004年,他放棄了私人業務當香港特區政府法官,在2012年成為香港終審法院常任法官,直至2018年正式退休。

鄧氏的文物收藏與他的職業生涯同步,在1980後期至1990年代達到頂峰,開始與海內外的藏家角逐藏品。其收藏中最特出的是一件戰國時代玉舞人,曾是紐約賽克勒醫生(Arthur M. Sackler)舊藏,1994年埃斯卡納齊(Giuseppe Eskenazi)代購,建立了當時中國古玉市場的最高拍賣紀錄。1 在我們橫跨美國和香港兩地,三十多年時間的友誼中,最重要的合作是2015年為他的玉器收藏出版了圖錄,從中我開始了解什麼能塑造一位令人尊敬的收藏家,以及建立起非同凡響的收藏(圖二)。

圖二 蘇芳淑,褚馨並文,《玉澤恆輝:喜聞過齋藏玉》,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香港,2015年,封面

在此同時,鄧氏不僅關注中國古玉,也收藏晚期玉器(未包括在這次拍賣中)、金屬器(戰國時代青銅器,契丹和西藏的鎏金銅器)、宋瓷、繪畫以及明清家具。在2015年玉器圖錄的引文中,鄧氏著重介紹了其中他最喜愛的十件藏品。2 其中許多件曾在香港敏求精舍歷年展覽展出,和參與香港東方陶瓷學會舉辦的《中國古代與鄂爾多斯青銅器》展(香港藝術館,1990年),或2004年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的《松漠風華:契丹藝術與文化》展。有些藏品更見於國外的展覽,例如《Circa 1492: Art in the Age of Exploration》(國家美術館,1991年),《Traders and Raiders on China’s Northern Frontier》(賽克勒博物館,1995年);或者長期借展到堪薩斯城(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丹佛(丹佛藝術博物館)以及華盛頓特區(賽克勒博物館)的博物館中。雖然如此,喜聞過齋的大部分藏品還是留在鄧氏身邊。

在我們的交談中,鄧氏經常自責他收購文物時,隨意而致,缺乏規劃,與許多其他收藏家不同。 然而,正如劉明倩在她對2015圖錄的書評中所說,很多二十世紀早期的英國收藏家們——我認為美國收藏家們也是如此——每樣品種都收藏一點兒,卻為後代留下了彌足珍貴的遺產。3 她更指出:「當一個收藏家特地尋求某些東西時,古董市場就會經常如奇跡般,提供這些文物。」隨意的收藏方式經常被認為是缺點,但它可以提醒我們,卓越的收藏往往來自於藏家的眼光、判斷、知識以及時機緣分。

因此,呈現在這裏的玉器,正是鄧氏近四十年來孜孜不倦的尋求探索,大膽的決策以及資源投入的成果。這次集萃了喜聞過齋玉器收藏中88件古玉,自新石器時期至漢代,其中大多數都在2015圖錄中有仔細的研究討論。隨著機緣的出現,少數是新近收藏的(拍品編號37923797)。漢以後的許多中國玉器精品,仍然留在鄧氏手中。4

雖然喜聞過齋藏品的來源基本是香港,但他亦放眼海內外市場,鄧氏之名在國際拍賣行和古董商圈內廣為熟悉,例如埃斯卡納齊(Giuseppe Eskenazi)和安思遠(Robert Ellsworth)等。他的一些重要收購,例如一件獸面紋卷雲形牌飾(拍品編號3771;圖錄1)是來自香港古董商。初見到此玉器時,他因其保存狀況有些猶豫不決。我提醒他,如要求任何一件歷經五千多年的古玉能完好無損保存至今,是非奇跡不成的。意識到這一顧慮不足掛齒後,他立刻將此玉牌收入。此後,市場上再未出現過任何可與之媲美的同類玉件。直到今日,此玉牌仍然是新石器時期紅山文化罕見大形玉器中的佼佼者。5

與這件玉牌同文化類型的玉器,喜聞過齋還有來自紐約麥隆福克(Myron Falk)收藏的蠶蛹形佩(拍品編號3770;圖錄2a),以及披濃密捲曲頭髮的人面形飾(拍品編號3777377637783780;圖錄3a-d)。與它們相類的考古出土遺物,揭示了中國東北沿海地區的紅山玉文化涵蓋內陸,直達如今的內蒙古地區。6

喜聞過齋藏的一件玉琮,是新石器晚期長江下游良渚文化典型的祭祀用玉(拍品編號3784;圖錄5)。7 它飽經長期盤摩的器表,以及溫潤的琥珀棕皮殼,暗示著其出土已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了,即如二十世紀初入藏各地博物館的良渚文化玉器一樣。此玉琮為1949-1959年居住在香港的一位美國醫生所收,他深諳仰慕中國文化,並命名其收藏為「仁德齋」。玉琮受到醫生及其後代的珍視, 藏家親筆寫就的題籤和註釋至今還保留在原配錦盒裏。

學者們認為,新石器時期玉器承載著深厚精神信仰和世俗權力的能量,可惜它們的確切含義至今已難以捉摸。喜聞過齋藏品中有一件跽坐人形飾(拍品編號3790;圖錄9),展示玉器在被創造出來幾個世紀之後還能保全擁有的力量。器上的紋飾是商代晚期的工藝,但器物本身卻是前代倖存下來的玉琮的一塊方角殘片。這種利用舊玉重新加工改制而成新器的行為,體現了古人對玉的高度重視,也許是他們相信玉的功能與力量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日益增強。此器展示一個跽坐的人像,雙臂彎曲,舉到胸前,頭髮中分,兩臀部有個圓形內加十字的符號。如此特徵將這玉飾與一系列新石器晚期到青銅時代罕有的人形玉飾聯繫起來,尤與安陽商代婦好墓出土的最為相似。8 同類的器物還可舉弧形玉鳥飾(拍品編號3795;圖錄11a)。這兩件玉飾都應裝在柄上,高舉展示於重要儀式中,以象徵它們擁有者的神秘力量。

喜聞過齋還藏有一刃部帶劈面的玉 / 石鉞,更具權力象徵意涵(拍品編號3797)。這件鉞是2015圖錄出版後才收購的,顯示鄧氏是一位難得標準的收藏家,不會錯過天賜良機。巴黎蘇富比拍賣行2015年12月圖錄中清楚列入玉 / 石鉞1930年代歐洲的來源,卻沒有提及它與黃濬(1880-1952年)的關係。9 黃濬(伯川)是北京琉璃廠備受尊敬的文人收藏家和古董商,李雪曼(Sherman Lee)和史克門(Laurence Sickman)等西方收藏家曾多次向他購買文物。1935年,黃濬將其在京所藏與親眼所見的古代玉器彙集成書,並將此玉鉞以原大拓本印出,玉鉞原損壞的痕跡在拓本中清晰可見(現已修復;圖三)。10

圖三 黃濬,《古玉圖錄初集》,北平,1939年,卷1,頁1

近年的考古發現揭示了這件玉鉞的罕有和重要性。目前已知僅有幾件刃部帶劈面的玉 / 石鉞。三件來自二里頭遺址(約公元前1700-1500年),11 另一件是平頂山西周晚期84號墓葬出土的早期遺存,這四件都與此鉞幾乎同出一轍。12 又兩件均來自晚商時代,其刃部劈面圓滑不明顯:一件是河南安陽商朝大將亞長(54號)墓出土(約公元前1300年),13 另一件是四川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約公元前1100年)。14 喜聞過齋收藏的玉 / 石鉞在所有已知器物中尺寸最大,其兩邊琢磨精緻的齒痕以及刃緣的鋒利劈面,又與二里頭遺址和平頂山墓葬玉鉞相比,表明它是屬於罕見的早期玉 / 石鉞品類。作為青銅器時代早期的權力象徵,這件玉 / 石鉞更能帶出遠古時代玉器賦有的持久魅力。

鄧氏在其2015年圖錄剛出版後才購入玉鉞,是一般收藏家都會暫告一段落,坐享其成的時候。 他這一舉,顯示出一位收藏家若能做出有意義的選擇,必擁有不可錯失機會的敏銳洞察力,以及強烈的歷史意識。在2015的圖錄文章中,鄧氏分享了收藏經歷中的許多故事。其中一個特別講述了為確保莫失良機,他不遠千里奔赴藏品的故事。有一次,他從香港古董商處得知一組精美的西周玉佩件(拍品編號380538063810;圖錄12a-b、13)已經賣給安思遠(Robert Ellsworth)時,他馬上飛到紐約將其購買回來;然後,他耐心地等待古董商將該組剩餘的玉佩件脫手賣出(拍品編號3788380738143813;圖錄8b、12d-f)。他的堅持和耐心最終得到回報——喜聞過齋這一組收藏是目前私人手中持有難得的標準西周玉器。

最後,三件小形漢代玉器也值得一提。兩件小玉熊(拍品編號38323836;圖錄26a-b)的肖生形象使我們聯想起咸陽漢元帝(公元前48-33年)渭陵發現的圓雕動物。15 一件綠松石飾(拍品編號3846;圖錄27a)的四隻動物在一個球體中翻騰穿越,也是漢代肖生設計和精湛工藝的一個縮影。

我在喜聞過齋2015年的玉器圖錄前言中寫道,這玉器收藏「體現了一位收藏家在過去半個世紀中的選擇,及其對具有五千多年遠古歷史藝術的熱愛和欣賞。」就這裏提供的玉器而言,這句話仍然是最好的描述。


1 紐約佳士得1994年12月1日拍售,編號116;參見蘇芳淑,褚馨並文,《玉澤恆輝:喜聞過齋藏玉》,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香港,2015年,編號19。2 參見鄧國禎,〈Our Collection〉,《玉澤恆輝》,出處同上,頁6-18。3 Ming Wilson,〈Book Review〉,《Arts of Asia》,2016年5-6月。4 《玉澤恆輝》,出處同上,編號28-48。5 蘇芳淑,《琢玉成器:考古藝術史中的玉文化》,上海,2021年,頁1-28,表2。6 參看《玉澤恆輝》,出處同上,編號3;關於北方中國古玉的其他方面討論,參考蘇芳淑,《Early Chinese Jades in the Harvard Art Museums》,哈佛藝術博物館,劍橋,2019年,第3章,頁49-54。7 紐約佳士得2014年3月20日拍售,編號2000;來源資訊在編號2204前面。8 《玉澤恆輝》,出處同上,編號9,圖9.1-9.4。9 巴黎蘇富比2015年12月16日,《Trésors de la Chine Ancienne de la Collection David David-Weill》,編號43。10 黃濬,《衡齋藏見古玉圖》,北京,1935年。11 見《考古》,1976年,卷4,圖版6:1;頁262,圖6:3-4;《考古》,1986年,卷4,圖版7:3。12 《平頂山應國墓地》,鄭州,2012年,頁608,圖289:1-2。13 古方,《中國出土玉器全集》,北京,2005年,卷5,圖83。14《金沙玉器》,北京,2006年,頁91。15 《玉澤恆輝》,出處同上,圖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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