壺或為商周青銅器中形制最多樣的一個器類，其名稱出自青銅器的自銘：在眾多西周青銅壺上都能找到自稱為「壺」的銘文。在《詩經》中壺的用途則被具體引述為是盛放酒的容器。壺一般為窄口，寬腹，帶有圈足的長容器，有些亦帶有提梁。就器形而言，壺可以被分為兩個大類。第一類是那些具有長頸，深腹和下折圈足，并可能帶有提梁的壺； 第二類則是那些體量碩大，鼓腹（或方或圓），并帶有下折圈足或動物形足的壺。后者可能自第一種類型演化而來，并在西周晚期和春秋時期廣為流行。在之後的戰國時代，壺的種類更趨多樣化，出現了包括扁壺在內的多種新樣式。
Fig. 14
商代和西周早期的壺和卣十分接近，同為酒器，它們都具有橢圓球形的器身和可活動的提梁，因此很難區分彼此，並時常被混淆 （圖15）。它們兩者之間可供區別的一個特徵是，卣往往帶有長頸和拱形提梁，而壺的肩部較為平直，常鑄有一對貫耳，用以串繩子，以利搬運。但是這些特點在實際中也有被混用的時候：例如，在某些卣上，青銅提梁被鑄成繩索狀，而某些壺也帶有鑄銅的提梁，正如本件鴞首提梁壺所示。
Fig. 15
本件壺特殊的形制和銘文對研究者造成了不小的挑戰。《西清古鑒》中刊有一件西周時期的尊，內帶八字銘文：□作兄□寶尊彝□ （圖16）；這件器實物不知下落。。《西清古鑒》出版近百年後，一篇內容相同的銘文被收錄在吳式芬所著的《攗古錄金文》中。
Fig. 16
吳式芬（1796-1856）為十九世紀最重要的金石學者和鑒藏家之一，出生於北京，其家族祖居山東海豐，吳氏幼年時即隨其為官的祖父遷居多地，成年後宦跡遍佈全國。吳式芬曾先後出任多個重要官職，包括內閣大學士兼禮部侍郎。在京期間，吳式芬廣泛結交，和當時的鑒藏家如許瀚（1797-1866），葉東卿（？），徐松（1781-1848）及劉喜海（1793-1862）都有著密切往來。吳式芬於道光十四年（1834）中進士，其後在北京定居數年，并將其在京時的寓所命名為「雙虞壺齋」。當時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學家龔自珍（1792-1841）即為吳式芬之鄰。吳式芬在金石方面造詣頗深，為世人所推重。吳式芬還與當時著名的收藏家陳介祺（1813-1884）結為姻親，并一同撰書。吳式芬在金石學上最著名的作品是在好友許瀚協助下，於1853年至1856年間編纂《攗古錄》和《攗古錄金文》。前者為一部錄有一萬八千余筆金石資料的目錄，後者則是一部多卷本的銘文著錄。此書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由其子重周、重憙刊印。 李佐賢在《武定續詩鈔•吳式芬小傳》中寫道：（吳式芬）所著《攗古錄》，鐘鼎碑版文字搜羅靡遺，蓋自歐趙著錄，以迄今日考據家，無如是之詳盡該博者，洵堪信，今傳後無疑也。」孫詒讓《古籀餘論》序中也稱讚：海豐吳子苾侍郎《攗古錄金文》九卷，搜羅尤閎博，新出諸器，大半著錄，釋文亦殊精彩。」
Fig. 17
《攗古錄金文》中所收錄的一件卣的銘文（圖17），即跟《西清古鑒》著錄西周尊銘文相同。吳式芬準確地釋讀了這篇銘文的第四和第五字：「日」和「壬」;為古代祖先廟號稱謂。這兩個字在《西清古鑒》中則被誤認為是一個字。他據此將那件器物定為《日壬卣》，並認為第一個字應按許瀚（印林）的意見定為「拭」或「抚」字。然而他并未試圖對那件器物進行斷代，也未發表器物圖像。在《攗古錄》該篇銘文目錄一側有註，或為許瀚所加，稱「山東海豐吳氏藏」。許瀚在他處也言這件青銅卣是吳式芬在揚州購買。13
Fig. 18
吳式芬去世二十年後，一件帶有相同銘文的青銅壺被發表在吳雲（1811-1883）的《兩罍軒彝器圖釋》中（圖18&19）；從線圖判斷，這就是本件青銅鴞首提梁壺；而且銘文跟《攗古錄金文》中著錄的《日壬卣》幾乎完全一樣。 吳雲將此件命名為《周愛壺》，把第一個字「愛」讀作做器人名字。 吳雲將之定為壺似乎更加準確，然而誠如上面所說的那樣，商晚期至西周早期的卣和壺的差別是細微且難以認定的，而對吳雲的斷代意見，我們也需持審慎的態度。在吳雲刊印《兩罍軒彝器圖釋》時，吳式芬的《攗古錄金文》尚未正式出版，但吳雲通過陳介祺得知了吳式芬對那件卣上銘文的考釋。14 以此來看，吳雲和陳介祺並未對本件壺上的銘文產生疑問。
Fig. 19
然而就銘文本身而言，「日壬」的稱謂只見於少數商代青銅器上，15 但本壺的風格則明顯偏晚。1941年出版的《商周彝器通考》一書中，著名金石學家容庚依據銘文的風格，將其斷為商代，并稱之為壺。可是，容庚并不知到，在此前一年，英國學者葉茲已就此件青銅器進行研究，并發表專文；16 葉茲認定壺上得銘文為後刻加，也正因如此，他懷疑這件當時為里昂•愛德華氏收藏的青銅鴞首壺並非吳式芬書中的那件卣，吳式芬書中的卣可能已經佚失了。然而，葉茲的論斷僅是根據吳式芬手拓的銘文拓本與本器銘文的細微差別而做出的。以經驗而論，由於器物表面狀況的改變，不同時間，不同拓工所製作的銘文的拓片和摹本經常出現細微差別，而在後來的許多著錄中，這些銘文拓片也多有被混淆的情況。大部份中國學者仍然把這件青銅壺和上面銘文看作是商代。1984年再版的《殷周青銅器通論》中，容庚雖把此器的定名由壺改為卣，卻仍依然堅持先前斷為商代的意見。
Fig. 20
單純從類型學的角度來看，這件壺的器形當歸入東周。在出版於1962年的《中國古代青銅器》一書中，英國學者華威廉將這件器物的年代定在了公元前五至四世紀。此後不久，華威廉的斷代得到了考古發現的佐證。1970年，考古學家們在山東諸城的一座戰國墓葬中發現了一件類似的鳥首壺（圖20）。此壺亦有橢圓的器身，通體裝飾瓦楞紋，帶鉸鏈式提梁。因此，大部份學者關於此件鴞首提梁壺的斷代，也就被鎖定在戰國期間，大約公元前五至三世紀。倫敦蘇富比1989年拍賣圖錄中亦將此器定為戰國。
Fig. 21
本件鴞首提梁壺和諸城壺之間確實有著類型學上的關聯；它們都在梨形器身上加飾瓦楞紋，且都具有頸外侈，帶流，帶鉸鏈式提梁，蓋作鳥首狀，有喙等特徵。我們有理由推斷本件壺最早也應來自山東地區。但是，更進一步的觀察表明本件壺和諸城壺還是有著不小的區別。首先，諸城壺的尺寸更大，瓦楞紋也更密集，而且，更為明顯的是，器身中部有一道突起的弦紋，并鑄有一活環（這些都是典型的戰國青銅器特徵）。其次，諸城壺的提梁由兩段S形的部件連接而成，本件器物的提梁則是由一截U形的部件連接四段直臂而成。最重要的是，諸城壺的壺蓋更接近一隻寫實的鷹頭，而本件壺的壺蓋則更接近有著短耳、長喙的生動的鴟鴞（雕鴞）形象。從以上幾點來看，我們可以推測本件壺的年代要早於諸城出土的例子，或許為諸城壺的祖型。可是，因為可供參考的出土例子稀少，我們只能將斷代建立在風格分析和時代背景上。比較可能的推測是把此件壺的年代定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約公元前八、七世紀。我們可以觀察到，本件壺器身上的瓦楞紋和許多西周中晚期青銅器上流行的瓦楞紋如出一格，例如著名的《無萁簋》（圖21）。考古發現已經證明山東地區出土的青銅器有著復古和獨創相結合的特徵。山東為商文化發源地，商滅亡之後仍保存了許多商人的文化因素。儘管本件壺的斷代不能早至商代或西周早期，但其某些方面的風格確有早期的青銅器遺風。
Fig. 22
儘管同類青銅器在考古發現中數量稀少，它仍為一些較晚的青銅器提供了靈感。在乾隆皇帝的《西清古鑒》中，我們可以找到三件類似的鳥首壺（圖22），其中兩件帶有提梁；還有另有一件類似的鳥首壺， 現存美國納爾遜•阿特金斯博物館。儘管《西清古鑒》中的線描圖不甚準確，這些例子仍可提供有益的對比。這幾件鳥首壺的器形與諸城出土的例子更為接近，而於本件壺則差別較大。本件鴞首提梁壺確為有著二百年傳承的珍罕孤品。
Fig. 23
13 許瀚，《攀古小廬雜著》：《跋周兄日壬卣》「右拓本吳子苾方伯贈，所得揚州古器五種之一也」。
14 《兩罍軒尺牘》，光緒十年（1886）刊本，660頁。
15 吳大澂《愙齋集古錄》卷20, 第9頁上著錄了一件青銅觶的銘文「愛兄日壬」；另外還有著名的帶祖先廟號（包括「兄日壬」）的商代鳥紋三戈，見《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青銅器》，上冊，北京，1985年，圖 74號，69頁。
16 W. Percival Yetts, “A Group of Chinese Bronze Flagons,”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eb. 1940, plate A & B, pp. 3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