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死後定會留下些甚麼……可能是孩子、一本書、一幅畫、一座房子、一道牆、所造的一雙鞋子,或所栽種的花園。你手觸碰過甚麼東西,死後你的靈魂就有地方可去,人家看到你種的那棵樹或那盆花,就知道你在那裡。做甚麼事情並不重要……只要你把手拿開以後,碰過的東西就會從原來的樣子,變成像你的東西。」
雷・布萊伯利這關番話,看似與中國文化和歷史毫不相干,但仔細尋思,他的想法與中國人鑑賞書畫的方式其實頗有共通之處。歷代文人藏家在經手的書畫題字鈐印,讓它承載的內容不斷延伸,藏家留下的印跡也成為作品的一部分。不論是如布萊伯利所言的「靈魂」,還是無以名狀的生活氣息,經得起時間推敲的藝術品是超越物質的昇華,而不止是一件用紙筆印石製造出來的作品。
以此御璽為例,壽山石質,印面刻「乾隆御覽之寶」六字,為乾隆皇帝御用之印,重量甚足。此寶鈐蓋在一幅又一幅的名家書畫上,積年累月,璽文已略有摩損。而御璽在無數丹青留下的朱紅印記,猶如飛鴻踏雪,隨書畫輾轉流傳於世。
乾隆皇帝是清朝定都北京後第四任君主,璽上「乾隆御覽之寶」六字點明他熱愛收藏,更坐擁數量龐大的藏品。他下令彙編的書畫目錄,不單記載內府收藏的大量歷代書畫名蹟以茲記錄,更藉此彰顯皇權,標榜道統。內府所儲珍品堪稱宏富,計有數萬件之多,涵蓋詩、書、畫、工藝品,全為皇帝的個人收藏。在中國歷史上,皇帝的喜好往往塑造了當朝文人審美鑑賞的風氣,這個傳統直至十八世紀仍維繫不墜。那麼乾隆皇帝擁有的天下珍寶中,他屬意哪一件,藉以向後世展示個人品味呢?
「乾隆御覽之寶」
此御璽由供職於康雍兩朝的藝匠精製,乾隆皇帝於1735年登基後,以此標記御覽過的皇家珍藏。清代末年,御璽從供奉歷代清帝的壽皇殿杳然消失,一個多世紀後才重見天日。這方鑑藏御璽消失多時,所鈐蓋過的書畫是寶璽唯一的存在證明,而得此璽鈐蓋的畫作無不是中國藝術史上最為人推崇的作品:范寬的《谿山行旅圖》被譽為中國山水畫巔峰鉅製;《早春圖》是郭熙的扛鼎之作;《千里江山圖》是傳奇少年畫師王希孟唯一傳世的作品。
想到這些經御璽鈐蓋的北宋丹青,很容易忘記乾隆皇帝的收藏口味其實並不限於經典名蹟。當時,畫風新穎的作品也獲入選於內府,冷枚繪《高士賞梅圖》就是一例。為何要以這幅畫說明呢?
眾所周知,中國畫源於自然,畫者將所見所遊的自然風景內化於心,才呈現於紙絹上,以物寄情——多畫山水、樹石、花烏,少對實物寫真。因此,人物和靜物一類畫材自然不如山水畫受歡迎。及至清代,宮廷人物畫有長足發展,出現了中西合璧的新畫風,在中國傳統畫法及西洋透視法和人體概念中各取其長。如此多樣化的視覺語言能融為一體,可見滿清皇朝正值國力鼎盛,在文化方面亦展現出從容自信。
冷枚供職畫院,歷經康雍乾三朝,人物畫精工細作,深得乾隆賞識,研究冷枚的作品有助了解清初人物畫趨於成熟的發展。
冷枚的《高士賞梅圖》繪於康熙五十二年(1713),鑑藏御璽鈐印在畫心上方。此作以一株曲折靈動的梅樹作背景,樹下有一高士,侍童為他打傘擋雪,另一男童則獻上折枝梅花。人物面部以傳統「三白法」分染,再施以明暗渲染,塑造立體感。此作讓乾隆皇帝充滿遐想,乾隆元年(1736)他將想像化為詩句,題於詩堂上。他將畫中高士想像成隱逸詩人林逋(967-1028),林逋淡泊名利,終日與詩書相伴,以植梅養鶴為樂。乾隆皇帝能聯想到林逋的典故,足證他深受漢文化熏陶。
這當中最值得細想的是,乾隆皇帝印證了藝術能一直創作下去,作品本身也可以任人詮釋。他不單鈐上私人藏印,還為冷枚的傑作賦予新的意義和面向。如此看來,再回看篇首提出的鑑藏概念,果真誰接觸過甚麼東西,「在把手拿開以後」,後人定能從中看出前人留下的痕跡。
英語原文,中文翻譯:劉偉娟
This article is originally written in English. The Chinese version is translated by Caddie Lau W. 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