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 到影视作品影响，我们总认为皇帝的一切都与龙有关、服装总会有满满的龙纹。事实上，龙与皇帝的连结虽早，但真正大量且普遍地使用龙纹装饰却晚得多，有趣的是，皇帝们又为什么要进一步强化这种连结呢？
虽然考古学家关于中国究竟何时有龙的争论至今未歇，但龙与皇权连结却早在皇帝制度出现后不久就已经开始，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高祖本纪〉中纪录了一段荒诞不经的故事，说汉高祖刘邦的母亲某天在野地里休息时，当时可能将下雷雨，刘邦之父去寻找妻子时，看见她身上盘据着一尾蛟龙，而后就生了「隆准而龙颜」的刘邦。虽然谁都知道这是个抬高刘邦身分的神话，但龙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就此展开。
然而，究竟龙有几种？生得什么模样？在文献中却莫衷一是，但统估来说，从《周易》以降，龙可以翱翔于天、在云中穿梭来往，又或者蛰伏于水深之处，静待时机。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后，将「龙王」的概念一同带入，经过传奇小说的各种渲染，龙能行云布雨、甚至职掌湖海江河的想法，也逐渐深入人心。
这些都是人们心中对于龙的想像与崇拜，将龙装饰在器物、壁画或者织物上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我们可以说，在宋代之前，龙纹并非由皇室独占、而皇室器物未必充斥龙纹。但在法门寺地宫由唐皇室奉献的金银宝函上，出现了龙在云中盘旋的形象，不过宝函内盛装的是佛骨舍利，其他宝函上的花纹也都与佛教有关，这应该也是出自于佛教的影响。
到了宋元时代，虽然龙纹仍非皇室独占，皇帝的袍服中，龙也不是主角，但在《宋史》的列传中曾纪录宋太祖将「真珠盘龙衣」赐给臣下，而晚一点的纪录中，则提及「戏龙罗」这样织品「唯供御服」，显然只属皇帝所有，在南宋时代提及靖康之难时，也有纪录提到金人脱去徽钦二帝的「龙衣」。综合看来，虽然宋代留下的皇帝画像也未必身穿龙袍，但可能在日常时候，皇室已经开始以龙纹装饰，只可惜器物上能看到的证据也极其稀少。到了蒙元时代，皇帝本人身穿龙纹或者使用龙纹器物的文字纪录并不常见，少数的图像证据是《元世祖出猎图》中，皇帝穿着红色的龙纹袍服。
到了明代，或许是继承了元代对于龙纹的设计，我们可以看见龙纹大量出现在皇帝的袍服上，龙纹的型态、样式、色彩、技术也有更明显的时代变化，甚至在明代画师所描绘的前朝皇帝画像中，也想当然尔地替他们加上龙纹。龙成为皇帝所独有的象征，似乎也意味着明帝国有意识地强化「真龙天子」的形象。
这样的形象工程并不仅只在皇帝的服装，宫禁中使用的器皿也显然受到了影响，从中国的瓷器史看来，仁厚温和的宣德皇帝（1399-1435）统治期间所烧制的青花瓷器中，大量地使用了龙纹作为装饰，但纹样的流行必然有其传承，虽然唐宋以降的瓷器中已有龙纹式样，不过更直接的连结，显然来自于宣德皇帝的祖父、明成祖永乐皇帝（1360-1424）。
众所周知，永乐皇帝在靖难之变夺取了侄子的江山后，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对于中国史的影响极其深远，史书中的形象也是霸气十足，但他对于器皿的要求，却显示了这位霸主的另一面向，《实录》记载，他拒绝了他国的玉碗，因为：「朕朝夕所用中国瓷器，洁素莹然，甚适于心，不必此也。」这段话虽有夸耀国力的意味，但也显示了永乐皇帝内心的清明剔透。传世的永乐瓷器并不算多，但苏富比今年春拍的永乐御制青花云龙执壶，莹润细腻的透明釉，衬托著昂扬有力的五爪云龙，似乎也显示了这位皇帝内在与外显的两种性格，也开启了龙纹在中国瓷器史上的全盛时代。
从明到清，御窑的烧制技术越显纯熟，不过来自于关外的满清皇帝们也不再满足于既有的图样，除了仿效明代的式样，他们也期待看到更多可以标示出时代特色的纹样与技术。康雍乾三代同样醉心于瓷器，但向来给人严肃冷酷形象的雍正皇帝却对瓷器格外有耐心，他同意了唐英改善瓷工生活的方案，也不计较烧瓷所需的庞大经费，对于制出好瓷的匠人也不吝重赏，看来十分宽容，但他绝不是可以随意糊弄的主子，因为他事必躬亲，仔细地沟通自己的想法，并再三确认所有的细节，苏富比春拍的「雍正胭脂红珐瑯彩逐珠云龙纹玉壶春瓶」是少数有非常明确批奏往复脉络的器物，雍正对于试做期间的所有细节都仔细地要求，不管是器物本身的小瑕疵、龙身过细、龙发不够长、龙尾过于模糊……等指示都极其明确，显示了雍正追求完美的性格，即便此时他的健康已大不如前，在春瓶完成后不久便猝然驾崩，但春瓶上朝气蓬勃的胭脂红云龙纹，似乎也是皇帝映照自身的表现。
龙与皇帝们的连结，直到末代皇帝才正式告终，但这些器物上留存的龙纹，除了是天子威仪的展示之外，也显示了皇帝们意欲彰显于世、于后人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