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艺术史中, 部份艺术家与政治社会亦有著唇齿相依的关系。毕加索的 《格尔尼卡》是当中最为著名的例子。此充满爱国情坏的立体主义作品, 是艺术家受西班牙政府妥托而创作的, 以灰色为主调, 描绘了被纳粹德国炮轰重创的格尔尼卡城, 并以流血的马、站立的牛、战死的士兵及女性为象征符号还构西班牙的抗争精神。这张长达7米8的巨作, 创作历时35日并於一九三七年代表西班於巴黎博览会中展出, 一时轰动。
一个美国艺术家, 一个中国政治领袖, 在1972年交会在一起, 成就了波普艺术大师安迪沃荷的《毛主席》系列。1972至1973年间, 他以五种画幅尺寸创作了199幅《毛主席》画作。安迪沃荷以大胆的色彩重新以印刷版画形式, 把世界名人重新造像。《毛主席》系列源起於时任美国总统尼克逊于1972年访华, 展开全面的外交关系, 在美国形成了中国热, 安迪沃荷成功把毛主席从历史政局中独立出来, 形成一个令人难忘的视觉符号。系列成为艺术家畅销系列, 体现出当时波普艺术对社会政治的调戏, 波普艺术精髓尽。
到近年, 街头艺术重新兴起, 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当中反精英的倾向。街头艺术家的素材往往取材自政治社会, 而大部份更与主流意识形态对着干。街头艺术家没有学术背景包袱, 题材直接取材自社会政治, 其中英国的Banksy是此中的代表。Banksy 九十年代开始於布里斯托 (Bristol) 发表街头涂鸦, 历年来, Banksy 不少作直接以政治社会为题, 包括2005年的《怒火, 抛花的人》, 此作创作於耶路撒冷, 以鲜花代替手榴弹, 於战火不断的地区, 传递着和平的讯息。
在亚洲的彼邦, 政治题材中国艺术家一直具有非常独特的位置。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 让不同西方思潮同时涌入中国, 中国艺术家纷陈的西方艺术语言趋之若骛, 其中, 王广义为首的理性绘画开创了反偶像的感性崇拜, 他的《 Mao AO 》以黑色的线覆盖著毛泽东的肖像是八十年代最为重要的政治题材作品。
告别理想的八十年代, 九十年是百花齐放的年代, 中国艺术家在受邀海外展览的趋势下, 发现政治及社会题材让他们建立起其身份, 其中以西方波普艺术手法拼贴中国政治符号的「政治波普」最受注目, 於西方刮起强劲的中国风。方力钧是此中的先锋, 1993年, 纽约时报周报以他的无聊光头《别的组 No.2 》为周报封面, 正式为这股於西方刮起中国风揭开序幕。同年, 他亦被邀於威尼斯双年展展出, 预示了往后整整十年中国文化输出热。他笔下打呵欠的无聊光头是中国在后八九时期的心理写照, 与文学界的王朔, 共同成为中国九十年代文化界的代表。与方力钧同期的刘炜则取材自父亲的解放军军官形象, 以深具表现力的造型手法, 及调戏及戏谑的调子, 创作了《革命家庭》系列, 其精神与方力钧如出一辙。随后数年, 另一艺术家岳敏君冒起, 把这种玩世精神发扬光大, 创作了标志性的笑脸, 成为中国当代的一个重要经典符号。
而八十年代高举理性主义的王广义, 则於九十年代转波普艺术手法, 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公司商标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海报并置, 遥远地与安迪沃荷相呼应, 并成功风魔了西方收藏界。同一时间, 的晓刚也以文化大革命的照片为素材, 以超现实手法, 溶进民族记忆, 尝试为一代中国人造像。
同一时间, 出身上海的李山及余友涵, 由八十代的抽象创作全然转向政治波普。余友涵溶合了传统中国民间图案与毛泽东及革命人物, 展现了毛的另一脸。李山则把毛主席置于大胆的背景颜色之上, 以波普的手法去掉原来主体的历史意义, 其手法与安迪沃荷以世界名人为主题的丝网印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也看到中国艺术家以政治波普与历史割裂, 发展出与八十年代回异不同的美学。
至于千禧年后红透西方半边天的艾没则以政治积极份子参与身份创作, 以艺术作为手段引起回响, 与上述的中国艺术家完全不同, 是近年最具影响力的中国艺术家。艾展现了艺术可以改变政治的冀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