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 许从溥仪退位以来,人们对于清帝国的好奇就从未断绝,红极一时的雍正王朝、康熙帝国不说,后来的步步惊心、甄嬛传,到这两年大红的延禧攻略与如懿传,康雍乾盛世的魅力似乎随着影像艺术的发达而更深入人心。许多人说,那是个大气壮盛的时代,游牧民的尚武传统与中原的儒学文化完美地融合,文武兼备。也有人说,那是个典雅灿烂的时代,蓬勃的经济推进了物质文化的发展,在器物、书画、文学、织品、建筑……等面向都能看见这个时代的痕迹。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不论哪个时代都会迎合帝王的喜好,但民国初年保存下来的大批档案,让我们对于雍正与乾隆的美学有明确的认知,雍正是「高冷帝」,一手好字是他的招牌,清雅淡丽是他的最高准则。而富贵天子乾隆对品评书画的喜爱已是众所皆知(在网路上受封「印章男孩」),他对瓷器、玉器与建筑也颇为热中,可说开启了中国艺术史上华丽多彩的一页。
至于康熙皇帝,虽然留下来的物件较少,谈论器物或艺品的资料也不像儿孙那么多,但他的美学就如他所开创的盛世一样,深深地影响了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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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康熙的文化素养,在奏折档案中的纪录并不多,但在他的儿子们编纂的《圣祖庭训格言》中,有他对于自己人生的自述,可以让我们一窥这位盛世英主的心理。我们知道康熙父母早亡,由辅政大臣们代管朝政,而他的启蒙教育来自于前明留下的「张、林二内侍」,他说这两人「俱系明时多读书人,其教书惟以经书为要,至于诗文则在所后。」这两名内侍对他的影响甚大,除了教他读书识字、研读儒学,在书法字形与美感上,这两名内侍也有指导:「有翰林沈荃素学明时董其昌字体,曾教我书法,张、林二内侍俱及见明时善于书法之人,亦常指示。」
美国学者安熙龙的研究认为,康熙初期的辅政大臣们对于保存八旗文化有强烈的使命感,也连带地打压汉文化在宫中朝中的发展(见安熙龙《马上治天下:鳌拜辅政时期的满人政治(1661—1669)》)。因此,康熙对于汉地文化与美学的陶冶,显然与八旗权贵无关。曾经亲炙晚明精致文化的「张、林二内侍」,或许也将明代宫廷的美学传递给了康熙吧?我们可以想像,一个孤零零又求知若渴的小皇帝,举目所见都是晚明留下的各种器物,宣德青花、成化斗彩是他生活中少数的安慰,他虽然对晚明的奢侈多有批判,但这些明代源流的花样,或许也是一种对于童年的回忆。
不过,一味复古并非康熙的作风,他在《圣祖庭训格言》中也说,自己的求知欲十分惊人,只要是不懂的事非要搞懂不可,他相信靠着努力没有作不成的事,「凡人读书或学艺,每自谓不能者,乃自误其身也。」这样的精神也使他意欲习得西方传入的数学、天文、机械、油画……等技术,以机械钟为例,在他小时候,一个小小的机械钟就足以让他父亲顺治皇帝视作珍宝,在他的大力扶持与研究下,机械钟已经成为上层贵族家中的寻常配件,对此,他认为自己大幅地提升了后代子孙们的生活品质。
这样的态度也显示在瓷器上,台北故宫余佩瑾博士的研究指出,传教士将西方的油画、珐瑯等技术带入清廷后,引起了康熙高度的兴趣,传教士殷弘绪的书简中,也曾经提到康熙对于瓷器的狂热,甚至逼得传教士们装死、装笨来逃避康熙交派的任务。但我认为,如何研究、烧制出前所未有的瓷器,或许就像康熙提及的机械钟一样,不只是一种赏玩之物,也代表着他对于帝国未来技术力的期许与热情。
那是一种穷尽己力也要开创太平的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