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 家伊夫・唐吉是1938年巴黎独立艺术沙龙展的忠实支持者,当时有一位超现实主义画家的六幅作品令他赞叹不已,这个人名叫凯・萨吉。
「凯」是中性名字,因此唐吉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位艺术家的性别。他曾说:「不管是男是女,我只知道这些画作优秀绝伦。」他们很快便互相认识,两年内更共谐连理,一直厮守至唐吉逝世。
萨吉是一位杰出的女性艺术家,她对超现实主义运动贡献匪浅。
超现实主义为这些女性艺术家开辟无限可能的新世界。在女性能力被否定的社会氛围下,她们在超现实主义艺术里寻获身份认同与独立自主。利奥诺拉・卡林顿在19岁时离家出走,加入马克斯・恩斯特与其他巴黎超现实主义画家的行列;莱昂诺尔・菲尼与情人与男性朋友同居一室。按当时的标准来说,这些女性艺术家过着放浪形骸的生活。
「我经常想像自己可以过着与世界设想不同的生活,然而我很早就知道,若要活出自我,我必定要敢于反抗。现在我相信任何创意表达都存在这种反抗的因子。」
她们与超现实主义的男性艺术家结为伴侣,例如唐吉与萨吉、坦宁与恩斯特、芙烈达·卡萝与迪亚哥·里维拉,利·米勒与曼·雷;她们从中获得所需的支援与保护,得以追求自己的艺术事业,而且他们的关系不止于现实需要,如萨吉在提到唐吉时如此说:「我们之间的爱与理解竟是如此彻底无私、推心置腹,我不相信有比这更深刻的爱。」
超现实主义的矛盾之处,在于它是一场物化及性别化女性的艺术运动,但同时亦可被视为女性解放的分水岭。超现实主义运动始祖安德烈・布勒东在超现实主义第二宣言中写道:「女性是世上最美妙无穷、却又叫人纠结不安的课题。的确,不少男性艺术家对潜意识的探索,其实就是寻求情色和性欲。然而,超现实主义也是最早有大量女性加入的重要艺术运动浪潮之一,她们与同侪男性艺术家平起平坐。」
尽管如此,这些女性艺术家仍在男性主导的艺术世界中创作,因此她们获得的商业成就和艺术评价,仍受男性主导的艺术环境影响极深。女性艺术家常被视为创作的灵感缪斯;相比起她们创作的艺术,以她们为灵感的作品更加备受称誉。
有些女性艺术家在超现实主义运动以外极力寻找自己的定位,例如菲尼。她虽然在马克斯・恩斯特的介绍下加入了超现实主义圈子,但她却对布勒东反感。她曾与两位艺术家一起展出作品,最后选择了按照自己的方向而行。
不少超现实主义女性艺术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继续磨练出优秀作品,发展比以往更胜一筹。泰特现代艺术馆于2018年至2019年曾举办坦宁作品展,包括她在1950年及后创作的大型抽象画,展示她对艺术新浪潮的反响。
这些女性艺术家多年来被置于超现实主义的主流之外;但六十年代兴起的女性主义理论思潮,重新评价了她们的贡献,而且近年更得以进一步发展。
2018年,马德里索菲娅王后国家艺术中心博物馆举行了坦宁回顾展(其后转至伦敦泰特现代艺术馆展出)。巴黎庞毕度中心亦于2019年呈献朵拉・玛尔回顾展(现正于泰特现代艺术馆展出)。
2019年10月,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经翻新后重新开放,当中值得一提的是超现实主义展馆增添了两件作品,均出自女性艺术家之手——包括卡林顿的《然后我们看见米诺陶洛斯之女》以及雷梅迪奥斯・瓦罗的《杂技人》。
市场亦开始反映这个新焦点——过去十年,收藏家对超现实主义女性艺术家作品的兴趣显著提升。 2007年,萨吉的一幅作品以72,000美元成交,创下当时纪录;时至今日,这个数字跳升至710万美元。
女性艺术家对超现实主义运动的贡献丰富而复杂。她们既是灵感女神,本身亦是艺术家。她们的创作别具女性的细腻情感;在独特的女性直觉驱使下所表现的潜意识图景为超现实主义带来全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