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风流 | 花都艺文寄客录

中文编译：劳嘉敏 Olivia Lo

1905年，法国巴黎，葛楚斯坦初识毕加索。彼时，来自美国的她31岁，来自西班牙的他24岁，她是小有名气的艺术收藏家和作家，而他在创作上正踏入所谓的玫瑰色时期。

毕加索想必在第一眼就已折服于葛楚斯坦的风采，因为即使只是初见，毕加索就已希望葛楚斯坦能担任他的模特儿。葛楚斯坦忆述，她起码当了八、九十回模特儿，毕加索才画成那幅著名的黑衣肖像。若此话当真，这段时间无论如何都长得足以将一段一面之缘延续成一辈子的交情。那时每逢星期六的作画时间告一段落，毕加索都会携同恋人菲尔南德·奥利维耶（Fernande Olivier）来到葛楚斯坦位于巴黎花街（Rue de Fleurus）的公寓共进晚餐。二十世纪初的巴黎不愧为欧洲的艺文中心，各路英杰云集一方，这位奇女子家中的来客络绎不绝，仅限于星期六晚的聚会很快就成为名满天下的前卫沙龙。

葛楚斯坦的公寓挂满画作，数量之多甚至媲美一间小型博物馆。她交游广阔，所有旅经或寄居巴黎的艺术家、作家、作曲家都要上门叨扰一番，其中毕加索、巴斯克、马蒂斯和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都是流连此处的常客。到了二、三十年代，美国「失落的一代」也从大洋彼端摸索着来到这个艺文腹地。「它就像一流博物馆里最精彩的展厅」，海明威曾在《流动的飨宴》一书中生动地形容葛楚斯坦的沙龙，「不过这里还有壁炉，柴火烘得屋子里温暖熨贴，你可以吃上好吃的食物，喝上好茶以及用紫李子、黄李子和野生覆盆子酿成的利口酒…… 无论是画还是蛋糕和白兰地，全都是一等一的享受」。

话说毕加索和葛楚斯坦都是个性强烈之人，两人在精神上的碰撞有如天雷勾动地火，炽烈燃烧的能量持续了一生。他们从相识相知到互相扶持，再到彼此争论、切磋想法 —— 真挚坦诚的交流是毕加索的精神养分，对奠定他在现代艺术史上的不朽地位不可或缺。

伟大的友谊除了能刮起荡气回肠的暴风雨，亦可以从润物无声的微风细雨中觅得蛛丝马迹。「我希望语言能略表一二」，葛楚斯坦在1933年的《爱丽丝·托克拉斯传记》（The Autobiography of Alice B. Toklas）中写道，「例如像他口中吐出她的名字时，还有她呼唤『巴布罗』时语中夹带的欢喜和自信。在长久的交情中，就算时有困难，两人的友谊亦从未改变」。这里的「他」和「她」分别指毕加索和葛楚斯坦。

艺文的力量是维系两人的纽带。然而并非所有事情都一帆风顺，不同个体的交集总有酝酿期和蜜月期，更有渐趋平淡的倦怠期。虽然葛楚斯坦特立独行的气质和外表深深吸引着毕加索，但毕加索为她作画的过程却旷日持久，箇中颇多波折。毕加索甚至远走西班牙，才有足够的空间去思考该如何捕捉挚友的神髓。1906年春天，他粉刷掉画到半途的头部，然后参照西班牙的古代雕塑，把回忆一点一滴地捏成葛楚斯坦的形象。

此画之所以迟迟未成，很大程度是受制于毕加索对它的百般重视，因为他意识到，这幅作品除了要忠实呈现出葛楚斯坦卓尔不群的人格魅力，还必须不被挂在她公寓墙上的马蒂斯和塞尚爱妻肖像掩去风华。最终成果有目共睹：画中的葛楚斯坦仪表堂堂，深沉的面孔如面具般让人捉摸不透，犀利的瞳仁却仿佛看透一切；她的神情不言自威，一袭黑衣凸显出坚定地搁在膝上的双手。不过细看之下，画中人的相貌与真正的葛楚斯坦却不甚相似，毕加索认为这只是旁枝末节，并与朋友争论这个问题时反驳：

葛楚斯坦本人也对肖像很满意：「对我而言，这就是我，这是我唯一的复制，由始至终都是我。」为了答谢毕加索赠画，葛楚斯坦写了三本关于毕加索的书。她在1940年出版的《何谓大师之作》（What Are Masterpieces）中用偈语般的方式写道：「作家应该用眼睛写作，画家应该用耳朵画画。」

回到花街27号公寓的日常生活。1907年，葛楚斯坦邂逅了她的伴侣爱丽丝·托克拉斯（Alice B. Toklas），两人与葛楚斯坦的兄长李奥同住在公寓里。爱丽丝喜欢用异想天开的菜式取悦毕加索，例如把鱼涂满蛋黄酱，再覆上番茄酱和水煮蛋（蛋黄与蛋白分开），最后以黑松露和香草碎作点缀。当她把这道主菜端上桌时，毕加索对有红有黄有绿、有黑有白的缤纷色彩大感惊叹，笑问道：「这难道不是为马蒂斯而煮的菜式吗？」

毕加索视马蒂斯为对手，五十年代初的时候，假如其幼子克劳德在他的画上恶作剧般地签上马蒂斯的名字，他总免不了勃然大怒一番。这两位画坛巨匠的关系跟斯坦兄妹因意见相左而互相较劲的相处模式十分相似。李奥显然更欣赏马蒂斯，葛楚为了突出自己的不同而偏爱毕加索，而她确是第一个认真收藏毕加索作品的人。1938年，她在《毕加索》一书中忆述自己是「那时唯一明白他的人，这也许是因为当时我在文学上经历着与他相同的处境」。

《毕加索》是葛楚斯坦向友人致敬的书。一如毕加索奇招迭出，这本书不但在写作上颠覆语法和一般人的行文风格，甚至连常识都敢挑战。不过离经叛道并不等于毫无章法，书中的内容就算语出惊人，却照样犀利得入木三分。葛楚斯坦记录了一件小事：一天夜里，她和毕加索走在巴黎的大街上，一辆迷彩军用卡车飞驰而过，由于那时一战刚开打，两人都是第一次看见军用迷彩。毕加索一脸神奇地望向卡车，像小孩子那样叫出声来：「看，是我们创造了它，那是立体主义。」葛楚斯坦听罢有感而发：「那是一个分崩离析的时代。」她和毕加索分别用文字和图画描绘了偏离轨道的战时世界，纵然形式不同，理念却不谋而合。

从某方面而言，葛楚斯坦对毕加索的欣赏影响了新一代艺术家和创意产业的形态。1946年，葛楚斯坦离世，十九年后，安迪沃荷远渡重洋，希望能在巴黎巧遇毕加索。虽然他最后并未见到自己的偶像，但仍在完成「花」系列后心满意足地离开，正如后来他在回忆录《POPism》中写道，他当时满心都想着「毕加索一定已经听说过我们了」，根本不介意有没有见到真人。

兴许，活成传奇的人肉身存在与否已不再重要。至少在历史变成荒野前，我们可以从过去的作品和片言只语中，寻找那些让人高山仰止的锦绣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