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洁的缪斯：毕加索的弗兰索娃・吉洛肖像

1 943年，在德军占领的巴黎，21岁的弗兰索娃・吉洛和61岁的巴布罗・毕加索在加泰罗尼亚餐厅相遇，当时毕加索将一碗樱桃送到吉洛和她朋友的餐桌上。吉洛才貌双全，曾就读于剑桥大学和索邦大学，彼时正在巴黎举行她的首次个人画展，而毕加索仍然和当时的情人、摄影师多拉・玛尔同居（她即将成为过去式，而在那个命中注定的夜晚，她也同在加泰罗尼亚餐厅用餐，看起来神色紧张）。初次见面时，吉洛介绍自己是一名画家，毕加索却回答道：「这是我听过的最奇怪的事。长得像你这样的女孩不可能是画家。」

朋友和家人忠告吉洛，和毕加索一起会是一场灾难，与此同时，战时巴黎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气氛，在这种紧迫感下，吉洛投身到毕加索的怀抱，开展一段十年的关系。「那是一个荡然无存的时代，一个死气沉沉的时刻。那么，在死去之前，我是否想做点什么？……那就是——让我们马上做点什么！」吉洛1964年出版了《与毕加索的生活》一书，她把自己与毕加索的关系归结为「一场我不想避免的灾难」，成为一个为人乐道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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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洛对毕加索作品产生的深远影响，超越了一个单纯的缪斯和伴侣，正如毕加索传记的作者约翰·理查德森承认，「毕加索从她那里得到的，比她从他那里得到的更多」，在这段关系中，毕加索创作出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足以说明他与吉洛以及两个孩子一同生活带来的喜悦（两个孩子：克劳德，生于1947年；帕洛玛，生于1949 年）。吉洛的才智并不亚于毕加索，她用一种超脱而幽默的眼光记录了两人生活的起起落落，更加说明了毕加索在神话的面纱下，是一位真正的天才，他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力量，他的创造力带有强迫性的和颠覆性，就像魔法一样。

《女子半身像》创作于毕加索与吉洛爱火最炽热之时，也是毕加索为人生
中一位重要女子绘画极具代表性的肖像。此作在1949年3月24日完成，属于他当年创作一系列数量有限并广受垂青的肖像画之一，他运用像迷宫般的轮廓线和浓艳的宝石色调描绘吉洛，画中人一脸温柔安详。

1943年5月，吉洛认识毕加索时已经是颇具名气的画家，年纪比毕加索小40岁。其时，毕加索与超现实艺术家多拉・玛尔的关系仍然纠缠不清，但即使他未及处理与旧情人的关系，巴黎又陷入战乱之际，他仍快速决定与吉洛开展长达十年的恋情，而这段关系也对他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在接下来数年，毕加索将玛尔描绘得尖削、扭曲、甚至痛苦的肖像，逐渐由他为吉洛绘画的浪漫肖像取代，而且画中人一幅比一幅柔和丰满。他以之前为玛尔创作丰富多姿的画作为基础绘画吉洛，并加以发展，所以吉洛的肖像保留了他在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初开创、大胆直接的美学风格。

二次大战结束后，毕加索与吉洛在1946年夏天离开巴黎，前往法国南部，最后定居瓦洛里斯，照顾年幼的子女克劳德和帕洛玛。毕加索透过越发热烈温暖的色彩和愉快丰富的画面，表达他与吉洛在关系早期热恋和组织家庭的欢乐。这段时期的画作和雕塑体现他摆脱战时动荡萧条后的盎然活力，绚丽多彩，流露创作自由。在《女子半身像》中，画面正好布满代表这段时期的率意线条，洋溢耳目一新的勃勃生气。

在两人交往的早期，毕加索笔下的弗兰索娃带着浑然天成的自然形态，他以婀娜多姿的线条和娇艳欲滴的翠绿色来代表她，这将成为她在他作品中的主旋律。吉洛像一枝孤傲而待摘的鲜花，气定神闲而明艳照人的脸庞反映了她在两人关系中的独立性，就在两人交往的最初几年，毕加索一再恳求她搬过去同居。后来她终于默许了，于1946 年 5 月安顿在他奥古斯丁街的公寓里。毕加索为吉洛创作过不同肖像，却不断回归到那一个春天所创作的形态：椭圆月亮形和花朵形。「我无力改变此事」，他说到，「形式的本身只想以这种方式来代表自己。有时就是这样。有些形式是强加给画家的。画家并没有选择这些形式。」

毕加索在1948年创作了肖像画《坐椅女子》，描绘了怀孕时平静安详的吉洛，此作在许多方面象征了两人恋爱关系中最美满的时期。这幅画在关系的中期创作，于 1948 年的圣诞节完成，吉洛当时怀上了她和毕加索的第二个孩子帕洛玛，临近孕中期。这对夫妇从瓦洛里回到巴黎后不久，便开始了一段幸福平和的日子，吉洛忆述到：「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就如田园诗一般。巴布罗非常周到，大部分时间都很平静」。毕加索无法容忍女人的瘦弱或苗条，并开始察觉到怀孕对吉洛身体的影响，吉洛回忆说，「我发现他的眼神看起来格外恩慈」。此作中弥漫着一片和谐的感觉，色彩饱满而沉稳、线条起伏有致、整体布局均衡，同时，吉洛的嘴角泛起宁静的浅笑。

对毕加索来说，那是一个忙碌的冬天，他的陶瓷和石版画创作告一段落，正式重拾画笔。在吉洛怀孕的第一个月，毕加索离开她去参加乐斯拉夫的和平大会，回来的时候便带上了一份和解的礼物：一件棕色的波兰皮衣，内衬是黑绵羊毛，带着红、黄、蓝三色的民俗绣花装饰，另外还有一套内衬是白色羊毛的迷你版，给他们的儿子克劳德。在这之后，吉洛身穿波兰外套的一系列作品便陆续出现，体现了毕加索对线条表现手法的延续性探索，这种探索可以追溯到他之前为皮耶·雷维第的《死亡之歌》绘制的插图——对蔓藤花纹的线条进行拓展，大胆运用对比鲜明的色彩，再以黑白贴纸的方式迭加夸张的面孔图案。那年冬天，吉洛协助了毕加索制作三四幅她的同类肖像，她将图案复制到画布上，令毕加索能够更快地开启表现形式的探索。

毕加索在这个充实美满的人生阶段中还创作了《盘发髻女子坐像》（1948年），画中人是怀孕的吉洛，她梳着标志性的盘髻发型，穿着波兰外套。吉洛平静地和观众对视，弗兰克·埃尔加指出这一类吉洛的肖像「具有圣母玛丽亚般的外貌，和他几年前笔下受尽折磨的人物形成鲜明对比」。圣母玛利亚作为上帝的母亲，象征着纯洁和谦卑，常被描绘成登基的天堂女王，以单独或怀抱孩子耶稣的形式出场。她的图像成为天主教与东正教教堂尊崇的圣像，在毕加索的故乡西班牙也不例外，当中有古典大师埃尔・格雷考描绘的圣母肖像。毕加索早年曾拜访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遇见了格雷考的画作，之后毕加索对其肖像图案进行借鉴，对他漫长的创作生涯形成持续的影响。毕加索相信母性有助于令他任性的缪斯女神安稳下来，便敦促吉洛和他生孩子。在毕加索笔下，吉洛围绕着标志性的绿色，象征着重生和复兴，她的形象将永远与毕加索的幸福新生活联系在一起。

《绿衣女子坐像》完成于毕加索和吉洛关系破裂的前几个月，它的构图紧绷，与毕加索几十年前的立体主义时期风格相呼应，另外此画有一个不详的征兆，毕加索之前也画过哭泣女人的主题，是关于他的前任伴侣多拉・玛尔。在早期的描绘中，吉洛拥有美丽的鹅蛋形脸庞，其线条流畅而柔美，如今却被棱角分明的尖锐线条所切割，分解成锋利而痛苦的碎片。

他们的关系中出现了无可避免的裂痕：吉洛越来越觉察到毕加索的不忠，另一边厢，毕加索则对他曾经渴望的家庭生活进行猛烈抨击。对于这对恋人来说，结局在一步一步地靠近，而在最后的时刻不可收拾地爆发：吉洛长期忍受着疲惫不堪的工作，加上分娩后健康情况欠佳，急需医疗护理，而祖母的离世更让她情绪低落，于是，吉洛告知毕加索，她将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巴黎。毕加索不愿意相信这是真正的结局，他非常愤怒并且拒绝告别，大声地骂「妈的！」，吉洛和孩子们要乘出租车去车站，当车子到达时，他就气冲冲地大步踱回房子。后来，他不再死守立场，邀请吉洛在瓦洛里进行骑马的斗牛之战，这是公牛和马的和解与告别仪式，也象征着他和吉洛的分离。吉洛同样以斗牛来比喻他们十年的生活，将其形容为一场激动人心的「格斗」——这是一场双人决斗，两个斗牛士轮流与公牛搏斗，分别要杀死三四头公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