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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金藏礼：浅谈中国古代礼祭文化与社会中的青铜器
青铜器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跨越三千余年，象征中国从原始时代迈向文明。 本文乘「天人之际」开拍期间，探究古代青铜器在礼制和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天人之际网上拍卖专场于4月4日至17日接受竞投，专家团队精心挑选，呈献逾八十件中国古代青铜器。 本文借此机会，探寻商朝至战国青铜器的重要意义，一窥中国青铜时期的辉煌历史。
「青铜坚固耐用，因而成为大家从历史和现代意义上了解中国早期艺术的中心」
- ——柯律格
1928年，第一代中国专业考古学家在民国政府资助下，在商朝最后的都城、今称安阳的殷墟发掘出一批古代青铜器。 这批青铜器的出土极具象征意义，代表考古科学的现代化进程，与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字传承连系起来。
美国学者罗伯特・贝格利（Robert Bagley）表示，青铜铸造技术最早于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300年发源于中国北部的黄河流域。 商朝建立之初，政治势力开始从黄河流域向南扩展。 与中东和希腊相比，商朝初年已坐拥大量铜锡矿（青铜为铜锡合金），矿产量异常惊人。 然而，从开采矿石，到冶炼原料的复杂过程，以至铸造青铜需要的庞大人力，只有权贵阶级才有财力制造青铜器。 正因如此，青铜最初只会用于制作礼器，以及与礼仪相关的钟、武器和马车配件。 青铜器也如玉器般珍贵，是古代社会地位的象征，统治阶级甚至会将青铜器代代相传，宣示正统。
与安阳青铜器出自同一时代的甲骨文，记载了为祭祀祖先而准备的典礼宴会和仪式餐食，部分仪式几乎会每天进行，祈求先祖神灵降福庇佑，保子孙基业。 在这些宴会上，青铜器用以盛载祭祀神明的食物酒水，部分青铜器出土时，带有煤灰留下的痕迹和骨头碎片。 鼎深腹高足，为祭祀时盛放食物的大锅，当属青铜器中地位最重要的器类。 夏朝是中国史上第一个世袭朝代，铜鼎在夏朝的传说中别具深意，相传夏禹将天下划分为九州，以九牧所贡之铜铸九鼎，象征九州。 自此，「鼎」鼎就是国家的权力符号。 在战国时代，拥有铜鼎就等于拥有合理合法的统治权。 天子的墓葬规格一般以九鼎陪葬，诸侯葬以七鼎，大夫葬以五鼎。 除鼎以外，觚「觚」和爵「爵」等酒器也是商朝常用的礼器。 爵「爵」有三足，可从下方加热温酒。 觚「觚」是高身盛酒器，束腰，口沿张开呈喇叭状。 觯「觯」最早见于商朝殷墟时期，圆腹侈口，西周初年逐渐成为礼仪中重要的盛酒器。
当时的礼仪用器还包括其他酒器：尊「尊」是高身盛酒器，无耳，敞口，口径大于圈足；壶「壶」深腹敛口，呈梨形，形制沿用至今。 连「连」呈阔身圆筒状，有盖，用以盛放供食。 簋「簋」阔口深腹，应为放谷物饭食的盛食器。 其他用于礼仪的食器还有用作煮食器的鬲「鬲」，侈口，折沿，有三袋足。 匜「匜」是用以倒水洗手的水器，形状似瓢，一侧有流，另一侧有常作龙形的把手，器底有四足，应为盛载供人在祭祀仪式前 洗手的用水。
青铜礼器能够保存逾千年，主因是大部分出土青铜器都是陪葬品，确保墓主可以在来生继续履行主持祭祖的职责。 虽然这类大型墓葬大部分已于西周初年被洗劫一空，但1976年考古学家仍然能在安阳发掘保存完整的妇好墓，墓葬断代公元前1200年左右，墓主生前是商王武丁的 嫔妃。 妇好墓出土了总共468件青铜器，当中约210件为礼器，所有青铜器共重1625公斤（未计铜钮），可见商朝王室中较次要的成员，也可享有如此大量的青铜陪葬 品。
早期青铜器铸作繁复：先用泥为欲铸器皿塑模，烧成陶模即成母模，再以母模制作泥范，烧成后将陶范拼合，放入陶制范芯，然后将熔化 合金填注范腔，合金冷却后脱范，修整多余的毛刺和飞边，最后打磨和抛光器身。 在铸造这些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表面没有现今所见的绿色铜锈，当时的人眼中，青铜器可是金光灿烂，闪闪生辉。 古代铸造青铜器，一般以成套组合制作，尺寸和精细程度按器主的身分等级而有所差异。 商朝铜匠发展了一套纹饰系统，当中图形意象为数不多，铜匠却可以从审美和等级考虑，将不同元素组合重构，组成各类青铜器的纹饰设计。 商朝青铜器上有一种常见的兽面纹饰，战国末年有书提及这种纹饰为饕餮纹。 饕餮纹一般为正面的兽首，有对称的角和凸出的眼睛，这是古代传说中一种贪吃可怖的恶兽，但同时亦是为人驱邪避凶的灵兽。 有人提出青铜器的饕餮纹源于良渚文化玉器的兽面纹，不过至今尚未证实两者有所关联。 此外，除铭文或其他资料指明作坊内世袭匠籍的子弟外，青铜器上不会铸刻制作者或作坊名字，因此现世对青铜器的制作者所知甚少。
商朝国势在安阳时期（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初年已趋于没落，遂将势力范围退守至河南的根据地，其后大约公元前1050年，商朝为西方部族周人所 灭。 周人灭商后建立西周，沿袭前朝的传统和文化，包括制作具有商朝遗风的青铜礼器。 周天子会向追随他的贵族赏赐青铜器和制作青铜器的原料，青铜器也就如同玉器、武器和马车配件一样，成为传统贵族生活的配备。 早期青铜器铭文表明如此「宝器」是留给「子子孙孙永保用享」。 公元前900年左右，青铜器的装饰开始简化，所铸铭文更加丰富，以铭文取代纹饰，彰显器主的威权。 此时许多墓葬都混杂前朝和西周铸造的青铜器，并非以成套的青铜礼器随葬。
青铜器随着时代转变，逐渐脱离原有的宗教色彩，摆脱礼制约束。 春秋战国交替之时，霸主消失，列国并起，各国为土地和人口不断兼并，战争更趋频仍，国家比较军事力量之余，也会以财富物质展示威望，当中以青铜工艺成为地方诸侯展现软 实力的重心。 青铜器成为广受王侯贵族喜爱的奢侈品，而且统治阶级以外的富人日益增加，独立青铜作坊蓬勃发展，满足他们对青铜器的需求。 除不再流行的个别器型外，各式各样的青铜器应运而生，适应更广阔的市场。 当时的作坊还用上不同方法制作青铜器，不仅在器面错上金银等贵价金属，还会制作较易负担的铜器，以及加入人兽相斗等有异域特色的纹饰，迎合所在地区的品味 。 考古发掘的战国资料显示，当时作坊更会调整制作技术，例如重用陶范，尽力提高产量。
安阳是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的都城，有华夏文明摇篮的美誉，在当地和附近出土的珍宝是构成中国源远历史的重要一部分。 然而，随着考古文物陆续出现，这种围绕商文化形成的「中国属性」不只见于安阳，还见于现今四川成都附近的广汉三星堆等不同遗址。 由此可见，每件出土器物都为现今的中国增姿添彩，对我们认识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和丰富多样的文化艺术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