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旧石器时代,人类主要以狩猎与采集维生,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到了新石器时代,人们则开始过渡到农耕作业,驻扎定居,生活逐渐安定。引述中国艺术学者与独立研究专家康蕊君在《玫茵堂中国陶瓷》卷三中所述,新石器时代的人之所以选择适应全新的生活方式,是「为了更为明智地利用自然环境资源」(页1)。农耕与畜牧的生活方式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初,一直到青铜时代之始(约公元前2000年)都在持续改良进化,并延续到今日。新石器时代文明在现今的中国土地上诞生之始,人们开始需要储存水、谷种、粮食和由谷物发酵而成的酒,亦因此有了设计并打造容器的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着重功能的器皿亦渐渐成为了祭祀礼器。时光荏苒,沧海桑田,这些传承千年的古物见证了无数文明的兴衰更迭,幸得保存至今,方让我们得以窥探远古人类的生活,洞察新石器时代陶工的精巧匠心。
香港苏富比欣然呈献 Ronald W. Longsdorf 先生的新石器时代陶器收藏,每一件都是硕果仅存的历史遗珍。Longsdorf 先生是一位产品设计师,他对远古陶器的浓厚兴趣正来自他对设计的见解。他曾在《陶志: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 约公元前7000年 - 前1000年》一书中表示:「陶器的美打动了我的心,我沉迷研究陶器的成型、构造、绘制、及生产过程」(页23)。作为藏家,他从设计的角度推测每件文物背后蕴含的理念,再参考大量考古文献,仔细拜读艺术史学者的研究成果,为读者提供了独一无二的鉴赏视角。
仰韶文化活跃于公元前48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的黄河流域,主要覆盖如今中国中部的河南、陕西和山西县,现今的史学家普遍视之为中国文明的摇篮。1922年,瑞典考古学家约翰・古纳・安特生( Johan Gunnar Andersson)在仰韶村首次发现了这批远古陶器,继而掀开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神秘面纱。由于我们已无从考究新石器时代的人如何自称,因此史学家就为他们冠上首次发现居住痕迹之地的现代名称,以作辨识。以仰韶村出土的陶具为例,我们就将之归类为仰韶文化的陶具。该次考古出土了大批珍罕古物,最早的来自仰韶文化半坡时期(约公元前4800-4300年)。
右图的汲水长瓶来自仰韶文化半坡时期,头尾收窄,两侧各设环耳,外观典雅,设计实用,在新石器时代的出土文物中颇为常见。只需在环耳之上与瓶口之下系上绳索,就可将此器吊进水中。古人可拉动绳索,让长瓶平躺在水面之上,水逐渐流入,瓶内空气聚集在密闭的瓶底,使瓶口向下,瓶底朝天。随着瓶中水位上升,水瓶会慢慢下沉,待填满之时就可收索取回。Longsdorf 先生曾以较小的尖底陶瓶自行反复试验,证实此器设计无误,确实可用,反映出古人不朽的智慧足以跨越千年,匠心之细让人叹为观止。除了汲水储水外,部分仰韶文化尖底陶瓶的内壁与瓶口边沿留有疑似啤酒的残留物质,由此可推断这些器皿或曾盛载粗粮发酵而成的酒精饮品。
人物造型的新石器时代陶器极其罕有,这些珍稀陶具可让我们一窥远古匠人眼中自己或族人的形象。这次拍卖中的红陶人首瓶以红褐色的陶泥为材,瓶口圆鼓,瓶颈纤长幼细,连接圆滚瓶身,朝下敛收,止于平底。瓶口之上穿孔作眼睛与嘴巴,两眼之间捏有笔直的鼻梁,瓶口边沿则手按泥球制成卷发,精细考究,仿若一尊小型人像。另一个较后期的彩陶人首壶则来自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800-2000年)的马厂时期(约公元前2200-2000年),壶口圆鼓,壶颈骤然收窄,塑型仿照人面,刻有五官,并在脸上画有水平横纹。脸上画上图纹之意如今已无从考究,但推论之一是此为巫师造像,脸上横纹则为刺青或彩绘。
新石器时代文化以彩绘陶器闻名,当中又以马家窑文化的彩绘陶器为代表。有趣的是,这批陶器同样是由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1920年代初发现。陶器上绘有精细的纹饰与图案,呈现了早期以画笔在陶瓷上绘制线条的技艺,而这项技术在中国后来所有视觉艺术形式中将一再出现。彩绘陶器的形态灵活多变,从撇口高罐到高足大碗,再到宽肩瓮等,尽显陶工创意。这个收藏里的彩陶大罐或为载水容器,而罐肩与罐身上绘制的平线与波纹,或可视作描绘风平浪静与波涛汹涌之景。此类容器两侧均置环耳,可系上绳索,以助倒水、载水及运水,而罐颈凹陷处则可绑上布料以盖住罐口。
嵌饰彩陶的出现,代表新石器时代的制陶手艺更上一层。本次收藏中的嵌饰彩陶罐就展现了陶匠在设计、规划与编排工序上的巧妙心思。陶工先在陶坯尚软之时预留嵌槽,再施彩窑烧,后将黏剂填入槽位,最后方贴上饰物。四千多年过去,直到今日,这个嵌饰彩陶罐上的饰物仍然全数保留完好,见证了新石器时代匠人的工艺是何等卓尔不凡,让人不禁叹为观止,深深折服。
在马家窑文化中,轮盘的出现颠覆了陶艺创作的原有方式。在此之前,陶瓮一般会以泥条盘筑而成,再以工具拍打墙壁,或以刮具打磨,使器壁光滑平整。轮盘拉坯之术横空出世后,匠人无需再单靠徒手拉坯,可借助轮盘拉制出对盛均匀的器壁。轮盘会在陶器表面留下幼细的径线,而工匠就会加以磨平抛光,使之平滑光亮。
这次拍卖所呈献的珍罕古物中,以泥条盘筑而成的陶具不少,而精美绝伦的彩陶罐就是其中一例。罐肩与罐身上绘有两层圆圈纹饰,圆圈稍有缺陷,可见陶工尝试加以纠正的痕迹。由此可见,陶工并不只是按照原来的设计绘制陶器,会在过程中稍作修改,力求至善。大部分陶罐的纹饰都聚集在上半部分,或许是因为这些器皿会放置在地上的浅坑中,以防储存时轻易碰跌,因此匠人只会在从上而下能观赏到的器面绘上这些美丽的几何图案。
马家窑文化中有一款别具特色的陶器,就是靴形陶器。靴形器又称「鸟形器」,一说其状似巢鸟,头颈兼具,或许需多加想象力才得以观其全貌,但无论观者眼中此器形似为何,仍可领略到陶匠的灵感来自大千世界的千姿百态。在此收藏之外,也有类似的靴形陶器,形同人足,五趾轮廓清晰可见。
上文提到,轮盘制陶之法让陶工可更容易掌控陶壁的厚薄。史学家推算,制陶轮盘约在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3550-3050年)中叶所制,而到了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550-2000年),轮盘的转速已经越来越快,制陶工艺亦得以长足发展。公元前3000年,位于如今山东县内的大汶口文化已经开始制造典雅锃亮的黑陶高足杯。随着轮盘的转速加快,杯壁越来越薄,而到了龙山文化时期,陶工已经可以成熟掌握快轮制陶技术。随着快轮的转动,拉圆器身,拉平器壁,匠人成功塑造了薄如蛋壳、轻盈无比的「蛋壳」黑陶高足杯,现知最为纤薄的陶壁只有一毫米,可算是一大创举。
除了快轮制陶的工艺外,还原焰烧的技术亦是新石器时代的另一科技突破。当时的陶工发现,只要在窑里加湿,再封闭通风口,随着窑内含氧量逐渐降低,就可以逼出陶土内的氧气,烧出更紧实坚硬的陶胎,而窑内浓重的黑烟亦会熏黑陶土,只需在出窑后稍加磨拭,就可造出乌黑锃亮的精致陶具。
蛋壳黑陶杯精致娇脆,如若日常使用恐怕容易折损,因此大多为祭祀礼器。这次拍卖将呈献四只保存良好、极为珍贵的蛋壳黑陶高足杯,其中一对小巧精致,另外两只杯足镂空,精巧秀雅。在窑烧的过程中,为免杯柄受热变形,陶工会在杯柄上穿孔,以助疏气。以其中一只高足杯为例,杯柄上有六层细长竖缝,排列有序,构思缜密,巧妙地将疏气小孔纳入设计之中,尽显匠心之细。更为难得的是,此器只重172克,轻盈欣长,精美考究。
陶鬶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中别具代表性的器皿,而这种设计亦延续到了青铜时代,演变成了更为人熟知的青铜器皿。在大汶口文化时期之初,流通的陶鬶似乎均具窄长脖颈,鬶身圆鼓,接驳三只空心袋足,并附有耳把一只,方便以手提之。部分陶鬶的耳把之下设有短板,以供使用者放置尾指,倾倒鬶中浆液就更为容易。陶鬶的空心袋足呈倒锥型,以便将此器按进火床加热,受热面积大大增加。三足鼎立,除了稳妥牢固外,袋足之间的间距有助空气与火焰流动,空气更为流通,加热自然亦更为均匀快捷。新石器时代的设计已经考虑到人体工学的需求,亦同时兼顾型态、美感与功能,实在让人啧啧称奇。
这次拍卖上分别来自大汶口文化和青铜时代初的两件陶鬶,就恰好展示了这款器皿的型态演变进程。大汶口文化的陶鬶器身圆鼓矮小,造型仿效雀鸟引颈张口之态。青铜时期初约公元前2000年所制的陶盉则已变得高挑窄长,器身如柱,圆鼓不再,中空的袋足亦越见修长。盉顶开口大幅收窄,近乎密闭,配置可移除的盉盖,以幼绳系于宽耳之上。宽耳内设短撑,与器身相接,使用之人更易着力,是另一设计与技术发展。
除了精致雅丽的陶器外,这次上呈的珍藏更包括了制陶工具,让我们可以细细探究古人的巧妙工艺与智慧。其中之一是形似子弹的空心圆椎工具,可追溯至齐家文化时期(约公元前2050-1700年)。圆锥表面平滑,底部草草截开,由此推断此器为三足陶鬶的袋足模具。陶工会将泥条盘筑在此陶具之上,泥条定型后就会将此具取出。其他推论则认为这是建筑工具,于底部孔洞穿绳,陶具就会成为铅锤,只需提起绳索就可形成垂直线,用以检查建筑是否垂直立于地面之上。
陶器造工精致、造型独特,虽为千百年前的古老物什,但即便与20世纪中期的现代主义家具同置一室,又或放在当代抽象主义画作侧旁,都毫不违和。远古陶器设计或许未够精细,但却反映出人类本能所追求的简约典雅之美,历经千秋,仍是经典永恒。来自新石器时代的工艺品在拍场上少有出现,而几千年后才诞生的彩釉瓷器亦一般与之同场亮相,瓷器精致艳丽,陶器相较就不甚显眼,往往被藏家忽略。这次「隽永陶泥──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艺术」拍卖齐聚了30件横跨中国新石器时代不同文化的陶器,每一件都经独具慧眼的藏家鉴别甄选,全部均是无可比拟的顶尖之作。这次拍卖盛会为识珍之士提供了难得一见的机会,将历经千年岁月的远古遗珍纳入囊中,细细品味探究。新石器时代的珍罕文物为我们揭示了比语言文字更为古老的艺术传统与远古智慧,亦展现了人类历久不衰的经典品味,印证了我们从远古至今对艺术的原始追求。
翻译:黄梓铃
Chinese version translated by: Michelle W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