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迪·沃荷

一九七三年作

紐約，Leo Castelli畫廊（LC#1111）
蘇黎世，Bruno Bischofberger
都靈，Gian Enzo Sperone收藏
義大利，私人收藏（於1973年購自上述來源）
倫敦，蘇富比，2000年6月29日，拍品編號42
紐約，Acquavella Fine Arts畫廊
私人收藏
倫敦，蘇富比，2014年2月12日，拍品編號26
現藏者購自上述拍賣

此作品經安迪·沃荷藝術鑑定委員會蓋章印，並於畫布折入處標記A101.05

義大利，博伊薩諾，Marie-Louise Jeanneret國際實驗藝術中心〈Andy Warhol 1974-1976〉一九七四年，標號22
美國，拉斯維加斯，Bellagio藝術畫廊〈Andy Warhol Celebrities〉二〇〇三年
美國，紐約，高古軒畫廊〈What’s Modern?〉二〇〇四年，71頁（彩色圖版）
希臘，雅典，拜占庭與天主教博物館〈Warhol/Icon: The Creation of Image〉二〇〇九年，38頁（彩色圖版）

〈Super Warhol〉（摩洛哥，Grimaldi廣場，，二〇〇五年），273頁，標號118（彩色圖版）
Gianni Mercurio著〈Andy Warhol Show〉（義大利，米蘭，二〇〇四年），標號24（彩色圖版）
Neil Printz與Sally King Nero著〈The Andy Warhol Catalogue Raisonné: Paintings and Sculptures, Vol. 3, 1970-1974〉（美國，紐約，二〇一〇年），206頁，標號2303（彩色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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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沃荷被視為一位策略性藝術家，他以毛澤東作為巨星畫像的主題手法高明。毛澤東的圖像來自印製在《毛主席語錄》上的肖像照片，可能是世界上最多人認識的圖像，是日常可見的政治及文化極權的象徵標誌。在沃荷筆下，此像被視為令人不安的威脅象徵，或是一種滑稽模仿，或兩者兼備。」
K. McShine ¹

毛澤東，又稱為毛主席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之父，無疑是世上最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之一，至今在中國仍被推崇為智勇雙全的領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的圖像印製在1966年出版《毛主席語錄》的第一頁。共產黨強烈鼓勵黨員隨身攜帶毛語錄，因為裡面記載著毛主席思想的基礎。這本書在全國廣泛流傳，印刷數量超過22億本，令毛主席嚴肅慈祥的頭像成為史上印刷次數最多的人物肖像之一。此肖像能夠家喻戶曉並不是因為圖像品質，或人物代表的深層意義，而是由於它無處不在。天安門廣場掛有毛主席的巨幅肖像，從他的執政時期一直放到現在。即使在他逝世四十餘年後，透過遍佈中國的肖像圖，毛主席的影響力依然如昔。

安迪·沃荷對全世界的名人名事及複製技術為之著迷，促使無所不在的毛主席形象成為其藝術中別具吸引力的人物。他的毛主席肖像畫無疑是其創作中最影響深遠的畫作之一。1960年代中期至末期，藝術家於1964年完成《花》系列後，將創作重心轉為電影製作、音樂、表演以及其他大型企劃，比如創辦《訪問》雜誌。在1968年，激進女權分子兼《SCUM宣言》作者瓦萊麗·索拉納斯企圖暗殺沃荷，導致他有一段時期對自己的藝術進行深刻反省和重新檢討。直到1971年7月尼克遜總統宣佈即將訪華後，安迪·沃荷才開始構思繪畫毛主席肖像。他甚至冷漠地指出「現在流行藝術，而中國風開始流行，我可以賺非常多錢……如果沒有這個信念，《毛主席》會看似是愚蠢的創作，這只是一股風潮，但同樣的肖像圖可在海報店買到。」 ² 一年後，他製作出一系列毛主席肖像畫，迄今仍是全球許多最享負盛譽的藝術機構與私人收藏中的代表藏品。

隨著1949年毛主席在中國革命成功，美國最初拒絕承認這個新成立的共產政府。逾二十年間，中美關係持續敵對。然而在1970年代，政治局勢出現新變化。美方意識到改善中美關係有助化解越戰危機，並帶來經濟及政治效益。1972年2月，尼克遜成為首位到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美國總統，結束雙方長達二十五年的決裂關係。他精心設計的訪華行程被傳媒廣泛報道，當時有逾百位記者獲邀跟隨到訪中國，更進一步提升毛主席在國際政壇上的知名度。在總統訪華期間和結束後，美國民眾身邊總是圍繞著來自陌生國度的圖片和毛主席肖像。

美國作家鮑勃·科拉切洛曾於1970年代及1980年代初在《訪問》雜誌與沃荷工作了十二年，後來談到毛主席如何成為沃荷一系列重要作品的主題，說道：「意念源自布魯諾·比朔夫貝格爾，他一直鼓勵安迪重拾繪畫……布魯諾的想法是安迪應以二十世紀最舉足輕重的人物為題作畫」，他不應該只是「重拾繪畫」，而是要開展全新的作品系列，跟展現其雄心壯志的肖像畫截然不同。³ 原本比朔夫貝格爾基於著名的相對論學說而提議愛因斯坦，可是對沃荷而言，名氣大於概念，外表大於意義。「這是個好主意，」他回應道，「但是我剛才閱讀《訪問》雜誌時，發現當今世上最有名的人是毛主席。布魯諾，不是應該畫最有名的人嗎？」⁴ 沃荷感到著迷的不只是個別名人，更甚的是名氣本身的構成，以及透過不斷重複展示同一張圖像，直至讓人感到單調乏味，從而探究名氣摧毀創意的影響程度。

尼克遜在1972年訪華後，美國與中國展開全面的外交關係，其時沃荷創作出一系列以毛主席為題的肖像畫。1972至1973年間，他以五種畫幅尺寸創作了199幅《毛主席》畫作。此次上拍的作品《毛主席》（拍品編號1030）作於1973年，屬於藝術家生前創作的二十二幅畫作50x42英寸系列。四幅來自同一系列的作品現存於舉世聞名的公共收藏機構，包括匹茲堡安迪·沃荷美術館、華盛頓科科倫藝術館、法國南部的卡米尼亞克基金會，展現出此系列別具感染力的大膽創作所具有的重要歷史及藝術意義。

此作選取鮮豔的色調，與共產主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色彩相呼應，是藝術家的經典作品之一。此系列的每幅作品均有各自特點，但從用色生動大膽程度來看，只有匹茲堡的安迪·沃荷博物館館藏中的兩幅可與此作相匹敵。然而，其顏料的表現能力和艷麗程度，以及藝術家在畫布上所表現出的決絕果斷，與此作相比也要甘拜下風。三種主要色彩——濃烈的紅色、生動的金色和平靜低調的棕色之間，以毛主席面部的黑色線條加以區分。他面部明亮的金色彷彿灑下的陽光，寓意其周身環繞神聖光環，中山裝則以紅色呈現，令人想起1960年代文革時期中國廣泛傳頌的歌曲：「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深色背景上鮮豔的色調與深紅色強調出毛主席至高無上的權力與地位。然而如果觀者靠近觀察，便會發現毛主席的形象似乎已經脫離了政治宣傳的背景，如今那攝人心魄的光環已經不在，只餘一點舊日回憶。不論沃荷是否有意如此，他以奔放多彩的筆觸與手繪線條畫出毛主席的形象，在西方觀者眼中有一種時髦而友好的特質，頗具諷刺意味。與伊麗莎白·泰勒與瑪麗蓮·夢露肖像中的精準模板相比，沃荷有意在毛主席肖像中使用了更加放鬆、接近抽象表現主義的手法創作。他將大量顏料擠出，塗抹在主席的中山裝和面部，線條、色彩與動態以抽象的狂熱方式結合在一起。藝術家的創作方式、媒材的不同特質，以及色彩間的細微差異佔據的地位在其作品中愈發重要，在此作中尤其顯著。

《毛主席》系列作品包括不同尺寸、不同特點和大膽色彩運用，於1974年5月首次於巴黎時尚博物館展出。是次展覽被公認為沃荷藝術生涯中的關鍵時刻，這是他自1960年代中期以來第一個在藝術和商業意義上的成功展覽，在國際當代藝術舞台上確定了藝術家無可比擬的地位。對於是次巴黎展覽，格雷戈里·巴特科克評論道：「在新作品中，引人注目的表現主義元素與絲網印刷的圖像幾乎水火不相容，至少減弱了絲網印刷的精確度。」⁵ 與沃荷早期的平面絲網印刷作品不同，《毛主席》系列以隨性的筆觸與手繪壓克力色彩而更加具有美術風格。鮑勃·科拉切洛也評論道：「安迪並非不關心政治；他只是冷感而已。毛主席這一主題是絕妙的選擇，安迪的時機也近乎完美。一年後，《毛主席》系列在紐約、蘇黎世和巴黎展出時，受到世界好評。作品引發爭議、有商業性且十分重要，同畫作中描繪的主角和背後的藝術家一樣。畫幅無時無刻不在強調權力：一個人掌握著十億人命運的權力。」⁶ 《毛主席》系列作品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也激發沃荷繼續創作政治人物肖像，如《列寧》（1986年作），以及一系列共產主義及法西斯主義作品，包括《錘子與鐮刀》（1976年作）和《骷髏》（1976年作）。

千年人類歷史上，皇室貴族和歷史人物的肖像畫數不勝數。從羅馬皇帝開始，人們就對圖像構建並傳遞思想的力量熟稔於心。然而藝術史上卻有一些值得銘記的事蹟，粉碎了圖像這一權力密碼。比如說維拉斯蓋茲於約1650年所作的《教皇英諾森十世肖像》，既不貼近理想，也不停留在膚淺的表面。事實上，作品以十分精準的現實手法創作。維拉斯蓋茲畫出的絕不僅是教皇的外貌，而是通過其凝重陰森的面部表情，揭示出這位梵蒂岡歷史上最苛責統治者的真正內心，而非千人一面的仁慈教皇形象。安迪·沃荷的顛覆性作品與藝術史上這些例子同樣曖昧複雜。他從內至外重新分析毛主席形象，解構其圖像背後的力量，軟化了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間的二元矛盾。時至今日，在世界各地，印有毛主席圖像的明信片、海報及馬克杯等等，仍然具有流行意義。藝術家一手將這位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崇拜偶像轉化成了消費主義商品。西方當代藝術與近乎狂熱的中國形象在沃荷作品中無縫銜接起來。尼爾·普林茨與薩利·金·尼祿注意到，藝術家在共產主義宣傳美學與大量生產的視覺特質同化間，彷彿意識到「毛主席的肖像，事實上已經是沃荷本人的肖像。」⁷

沃荷1960年代的瑪麗蓮·夢露或賈姬·甘迺迪作品致力呈現大眾傳媒的力量，同時體現流行文化中的偶像崇拜並將其商業化。而這張《毛主席》肖像則揭露出由國家操縱的宣傳機器神化政治人物的強大力量。因此對沃荷而言，毛主席的面龐為其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二分創作靈感：一方面是在小報和廣告機制下催生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典範；另一方面則是其直接對立面，即用同樣手法取得絕對政治及文化控制的共產主義模範。沃荷在複雜與評論、冷漠與後果間的游移不定完全展露在《毛主席》系列中——這一極具爭議的立場也可從沃荷十年後的中國行中窺得一斑，他於1982年前往中國，遊覽天安門廣場並拍下一系列相片。藝術家通過自己標誌性的絲網印刷機械手法將毛主席形象展現予世人，並以最飽和艷麗的色彩點綴出其五官和衣裝，完全轉變了畫像的政治意義：對美國觀眾而言，它不再是具有威脅性的共產主義宣傳圖像，而是沃荷70年代流行文化中時尚迷人的最新偶像。此系列光芒四射的肖像甚至對今日的現代世界而言，仍然是強有力的偶像符號，新一代銳意革新的藝術家因此能夠放手創作，當代藝術也因此開啟了多種多樣的美學可能，這就是時至今日沃荷仍然在不同文化中佔據重要地位的原因。

¹ K. McShine著，《安迪·沃荷作品回顧展》展覽圖錄，現代藝術博物館，紐約，1989年，第19頁
² 引述安迪·沃荷，David Bourdon著，《沃荷》，倫敦，1995年，第317頁
³ 鮑勃·科拉切洛著，《Holy Terror: Andy Warhol Up Close》，紐約，1990年，第111頁
⁴ 引述安迪·沃荷，出處同上
⁵ 格雷戈里·巴特科克，<安迪·沃荷：藝術新預測>，《藝術雜誌》，1974年5月，第35頁
⁶ 鮑勃·科拉切洛，《神聖的恐懼：近距離觀察安迪·沃荷》，紐約，1990年，第111頁
⁷ 尼爾·普林茨與薩利·金·尼祿編，《安迪·沃荷專題目錄：油畫與雕塑，第三冊，1970-1974年》，紐約，2010年，第166頁
⁸ 引述安迪·沃荷，David Bourdon著，《沃荷》，紐約，1989年，第317頁